南却听说北京正闹着“检举复辟”的案子，被检举的人中，有一位是名士宋育仁，宋是附和劳的主张而请求“还政清室”。劳听到这个消息，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不知袁的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因此，他考虑了一天，觉得宦途风险实在太大，还是返回青岛观望一个时候为妙。

　　北京既然有些人认为主张复辟是升官捷径，因此，复辟之说便越来越猖獗。刘廷琛有“复礼制馆书”，宋育仁有还政清室的演说，宋还联合了国史馆一些守旧派，公然上了一道呈文。还有一位也闹得很凶，是逊清翰林，邮传部参议章授。

　　当复辟的谬说猖獗一时，肃政史夏寿康上了一个呈文给袁，义正词严，力辟邪说。接着，参政院参政孙毓筠也提出了“查办复辟谬论案”。他在参政院发言说：“复辟谬说是由几个遗老鼓动起来的，上年就有刘廷琛上书总统，提到这个问题。遗老们不懂得国家的性质，错误地认为没有皇帝就不成其为国家，本席认为，为了保全治安和保全清室，对这个谬说应当进行彻底的查究。”

　　袁究竟是守旧？还是革新？求官的人们想望风承旨，不免表错了情，隔靴搔痒。他们都在揣摩袁的心理，以为他赞成帝制。其实，他们却不知道，袁是想帝制自为，而非帝制人为。袁对复辟谬说并不想认真查究，因为袁自己还想称帝，所以他把复辟的罪过嫁祸于国民党，认为这也是国民党的捣乱行为。

　　由于全国反对复辟的空气鼎盛，袁乃不得不于11月23日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之邪说的命令。宋育仁这时是国史馆编修，列名“内务部查办”的名单上。查办本是官样文章，不料宋的运气太坏，他得罪了一个四川同乡，这位同乡不念乡土之情，竟向步军统领江朝宗检举，这样一来江不能不公事公办，因此他派了一辆马车去接宋，马车夫对宋说：“统领大人请宋翰林到衙内走一趟。”宋怀着鬼胎见到了江统领，江堆着笑脸对这位编修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请芸子（宋的别号）先生写一篇答辩书，让我好交代。”

　　宋应命写来：“劳乃宣著共和正续解，可采而有未恰，欲作一论驳其未能尽合而求其所以可行者。……欲援春秋托王称公之义，定名大总统独称公，则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统系。援春秋共奖王室之义，酌易‘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为‘上国共主’之礼，朝会有时。”这个答辩书显示宋小有才，他的笔锋轻轻一转，就由复辟一变而为劝进，这样一来，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这以前，清朝遗老和复辟派都是当时最走红运的人物，由于严禁复辟谣言和宋育仁被传，因此情势为之一变，这些“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人人自危，都怕蒙上复辟派之名而受连累。这与二次革命失败后，西装革履的青年都怕犯有“乱党”嫌疑一样，实在是一个尖锐的对比。

　　这时，袁的北洋系也搔不着袁的痒处，他们也赶忙通电反对复辟，其中反对得最厉害的，却是留着辫子的张勋，他给袁的电报中这样说：“国事非等弈棋，政体岂同儿戏！”

　　北京内务部对袁的意图也搞不清楚，既然命令叫严行查办，他们也就不得不查办一下。宋育仁案查办结果是：“议论荒谬，精神瞀乱，应遣回籍，发交地方官察看。”可是这个判决到袁手中时，袁却改为“劝回原籍休养”，派人致送程仪3000元，同时命令四川的地方官按月致送300元，作为宋的休养费。

　　11月30日，步军统领江朝宗派秘书奚以庄护送宋上车，宋的知友纷纷到火车站来送行，还有不少人请宋写屏联留作纪念。这样的排场才不像是“递解回籍”，简直是“衣锦荣归”。

　　湖北将军段芝贵接到徐相国密电，叫他对宋特别优待，因此12月3日宋乘火车到达汉口时，段派警察备有四人大轿到车站迎接，又备有专轮把他接到武昌城，同时在清乡公所特辟精室款待，然后段芝贵假口视察清乡成绩，到清乡总公所与宋见面。宋在武昌等候他的眷属，共总住了八天。他在清朝做过湖北候补道，所以在湖北的老知交很多。后来他回到四川，袁就撤销了对他“发交地方官察看”的处分。

　　前面提到劳乃宣曾写过信给赵尔巽。赵尔巽也是一位大遗老，民国3年袁聘赵为清史馆馆长。赵原来是不肯出来做“两朝元老”的，袁骗他说：“这是替大清朝歌功颂德的事情，不是做民国的事情。”因此赵提出一个条件，要替他的兄弟辩诬。原来他的兄弟便是清末在四川任总督的赵尔丰，绰号是赵屠户，辛亥革命时被革命党所杀，赵尔巽要袁替这位赵屠户昭雪。袁乃于3年3月24日发布命令说：“据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呈：前川督赵尔丰当武昌首义时，将政权交还士绅自治，商定条件，于辛亥年十月初六退职，初七悬挂国旗，公明退让，赞成民国，乃无端因乱被戕，请予昭雪等情。查该故督洞明大局，赞成共和，有功民国，确有实证，着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着内务部查明事实，宣付史馆，以彰劳荩。”

　　赵尔巽并不完全满意于这个昭雪令，但勉强出山了。他就任清史馆长后，自我解嘲说：“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这简直是不伦不类的态度，但他却怡然自乐，认为是义薄云天，忠贯日月，大有关云长“降汉不降曹”的气概。赵尔巽虽然自认为对清廷很忠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