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爱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

　　明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断不可以谋国；然果使中有杰出之才，可以治国保民，为人民所信仰，极愿听其为之，予得释此艰巨之仔肩，讵非幸事；然能安大局，环顾何人，为智愚所共见。人民无罪，未可举全国之重，任人试验，实逼处此，无从诿卸。

　　国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终必惨烈相争，傥有墨、葡之变，必为越、韩之续，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驰，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非不知人民之状况，时局之艰危，但思侥幸一逞，偿其大欲，即涂炭生灵，倾覆祖国，亦所不顾。抑知国之不存，权利何有？此等举动，早为国民所预料，幸而发觉尚早，不难随时消灭。各省官民，佥谓国体既经全国人民代表开会决定，一致赞成君宪，并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词。

　　予以薄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袁对蔡恨入骨髓，政事堂通令各部署，凡与蔡有关的人一律予以撤职，在各省中和蔡有关的人，也都撤职，在各省机关的云南籍职员以及是蔡的旧属都受到迫害。袁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鉴查抄蔡锷湖南原籍的财产。可是，蔡虽然名满天下，却穷无恒产，蔡的太夫人和妻子都已闻风躲了起来，只有一个兄弟是办木厂的，早已和蔡分了家。蔡本人只在杨度所办的华昌公司有点股份，于是就把这股份没收。

　　袁一方面如此大张旗鼓，一方面又想用软化的手段走迂回的路线来缓和蔡，他找到蔡的老上司李经羲，因为蔡是李一手提拔和最早赏识的人，袁特别赏赐李貂裘一袭，打算在局势许可时派李赴云南宣慰，这简直是水中捞月的打算。李经羲接受袁的貂裘后，曾有谢恩折：“上赐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举家惊宠，望阙感惶！”等语。

　　同时，袁又把已经冷落许久的熊希龄找到北京来，熊于5年1月16日抵京谒袁，袁留他共进午餐。熊是蔡的好朋友，熊任国务总理时，曾保蔡为湖南都督。袁想请熊南下，去云南说服蔡“悔罪自投”，当可“不咎既往”。

　　此外，还想派云南人朱家宝、丁槐等为云南宣慰使，要他们去“诱惑云南军官解甲来归，一律免予治罪”。

　　熊到北京，表现得很麻木，当他抵京时有记者迎于车站外，问他对于国体问题的意见，他摸着脑袋说：“我来京之前，未有所闻，在路上看见筹安会的宣言，才知道有这回事，我对政情已隔离了许久，一切都不大清楚，因此对国体问题我毫无意见。”记者又问他对于新宪法的态度如何？他说：“我不是律师，又没有学习法律，对此亦无意见。”这些话否认得离了谱，因为熊忘了在逊清末年间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过宪政。那时他还是一位宪政专家呢。

　　熊是湖南凤凰人，他组阁时，人称为凤凰内阁，所以他这次入京，被称为“有凤来仪”，是洪宪朝的祥瑞。然而凤凰有他打算，5年2月8日，他假口南下疏通，而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