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濂、王家襄、汤漪等。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空气也很窒息。黎在席间表示，不能再蹈民国6年的覆辙，自己一走了事。自己下台没有问题，可是决不做徐世昌第二。他说：“我是依法而来，今天要走也要依法而去，不能糊里糊涂地被人赶走。”

　　北京的空气紧张而萧条，6月10日、11日这两天，满城风雨，草木皆兵，达官贵人纷纷搬到天津，简直好像北京又是大难临头的样子。12日又有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更番到黎宅示威挑战，黎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也认为非走不可了，只是政学系的两位阁员还主张战斗到底。中午王怀庆和冯玉祥送来联名辞呈，黎还下令加以慰留，并派张怀芝退还呈文，他们都拒而不受。接着第十一、十二两师中下级军官宣布全体辞职。

　　黎元洪困处东厂胡同，他求援无路，于是再发一通电报给曹锟和吴佩孚，电云：

　　叠电计达，本日又有军警官佐多人麇集门外，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黎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王、冯两使联名辞职，慰留不获，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念职权为法律所容，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示。

　　12日下午3时，黎宅举行最后一次高阶层会议，决定在大势无可挽救的情势下，发表七道命令：

　　（一）准许张绍曾辞职；

　　（二）派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

　　（三）除李根源外，全体阁员准其辞职；

　　（四）任命金永炎为陆军总长；

　　（五）裁撤全国巡阅使、巡阅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队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

　　（六）声讨制造政变者；

　　（七）宣布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这七道命令可以说是自说自话，对于挽救实际的政潮，丝毫没有裨益。

　　对黎元洪来说，政学系的李根源在这次患难局势中，始终追随，情谊甚笃。李根源是云南腾冲人，日本士官毕业，和唐继尧、赵恒惕等同期，他长了一脸大麻子，大家都呼之为李大麻子。他在政治上不是个成功人物，可是却是一位著名的风云人物。

　　6月13日上午，张怀芝来见黎元洪报告，据说冯玉祥向他说：“总统不应该指军警索饷为别有用心。本军欠饷达十一个月，而总统还要把持崇文门的税收，不放本军全体官兵一条生路，我们当然干不下去，只好辞职了。总统挽留我们而不解决欠饷问题，我们留下来如何对官兵交代？请向总统要求，于十二小时内发给三百万元欠饷，否则本军自由行动，本人不能负责。”

　　张怀芝对局势也很悲观，他认为冯玉祥、王怀庆等的态度已很明显，丝毫没有磋商的余地。

　　张走后，黎元洪叫秘书刘远驹来，把先一天的七道命令交印铸局发表，由于没有空白命令纸，除李根源副署外，黎在命令上签了个名。同时咨请国会撤销辞职，文云：

　　本大总统去年复职之始，曾补行公文，向贵院声明辞职在案。现在国难方殷，万难卸责，特向贵院声明，将去年辞职公文撤销，即希查照。

　　另有函致国会和外交团，函云：

　　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定本日移津，特闻。

　　黎还有通电宣布离京去津经过，声明本人自去年复职以来，唯一目的在于完成宪法，决无延长任期和竞选总统的用心，而此次个人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职权，有云：

　　曹巡阅使近在咫尺，迭电不应，人言啧啧，岂为无因……万不得已，只得将政府移往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鉴谅苦衷，主持正义，俾毁法夺位之徒，绝迹吾国。……

　　各项手续办理完竣，已经是下午1点20分了。黎又害怕在军警监视下不能逃出北京，便由金永炎托词到天津去迎接张绍曾回京复职，出面向路局要了一辆专车；自己则托词出席众议院提出辞职，即在美籍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的掩护下，偕同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卫武官唐仲寅，秘书韩玉辰、熊少禄等十余人及卫队40余名驰赴车站，匆匆开车径趋天津。黎动身前，将大总统印信大小15颗交给他的如夫人，至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居住。

　　黎出京后，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直卿）马上到国务院来，找总统印信没有找到，便打长途电话，请王承斌就近促请黎把印信交出，以免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并请在天津的张绍曾马上上火车回北京复职国务总理，以便摄行总统职权。张绍曾于当日下午上了火车，可是甫上车就接到曹锟电报，阻止他回京，他又十分沮丧地下了火车。

　　黎离京的当天，6月13日下午4时，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等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根据黎的挽留命令宣布复职，负责维持北京治安。

　　在保定装聋作哑的曹锟，也致电北京军警长官，令其保护国会及各国侨民，俨然已是北京城的主宰者。

　　在天津的直隶省长王承斌，接到北京来的长途电话，要他搜查黎元洪携走的总统印信，他乃偕同警务处长杨以德，率领大批军警乘车赶到杨村来阻劫黎的专车。这时黎的专车已先到，刚好碰上王承斌登车，杨以德则率军警监守车门。王承斌气势汹汹地走到黎的坐位前，傲然向黎说：“总统既已出京，印信还有何用处？为什么要携来天津。”黎答说印信仍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王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