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在老樟树的年轮里安静生长。苏沐阳学会走路那年，树干上新添的一圈纹理几乎看不出来；等他背着小小的书包第一次走进幼儿园，那圈年轮已经坚实得能承托鸟巢了。

五年。对一棵树来说，不过几次落叶抽芽；对一个孩子来说，却是从襁褓到能清晰表达“爸爸，为什么天是蓝的”的完整跨越。

苏北四十岁之后的时间，像被按了慢放键。公司完全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他只保留董事席位，每月参加一次战略会议。基金会那边，李想连任了第二届轮值主席，杨秀成了秘书长，年轻团队把“北翼”带向了更专业、也更扎根泥土的方向。苏北和张翼的角色，越来越像咨询顾问和精神象征——重要，但不涉日常。

他们的重心，自然倾斜到了沐阳身上。

这重心不是那种密不透风的包裹。相反，苏北和张翼有意给孩子留出大片自由探索的空间。他们住在离老樟树不远的一个老小区，一楼带个小院子。张翼在院里种了茉莉、薄荷和几棵小番茄，沐阳学会爬后，第一件事就是扯下一片薄荷叶子塞进嘴里，被辣得哇哇哭，从此记住了“不是所有绿色都能吃”。

“老樟树下的故事会”成了家庭传统。每隔一周的周六上午，只要天气尚可，苏北就会骑上那辆旧自行车，前杠加装的小座椅里坐着沐阳，车篮里装着绘本书和野餐垫，叮叮当当地往城郊的村小学去。张翼有时同行，有时留在家里准备午饭——她说喜欢看父子俩出门的背影，一个宽厚，一个稚嫩，在晨光里渐渐远去。

村小学的变化肉眼可见。基金会持续投入，加上政府配套，新建了图书馆和多媒体教室。但李建国校长坚持保留那间老平房作为“故事屋”，理由是“孩子们在这里更放松”。的确，水泥地、木窗棂、墙上贴满泛黄的儿童画，这间屋子有种让人安心的朴素。

苏北第一次带沐阳来，孩子刚满两岁，摇摇晃晃地走进屋子，被一屋子小学生好奇的目光吓得躲到爸爸腿后。苏北没强迫他，自己盘腿坐在垫子上，翻开《猜猜我有多爱你》，用不高不低的声音读起来。慢慢的，几个一年级孩子围过来，接着是二年级、三年级……沐阳从爸爸腿后探出头，乌溜溜的眼睛看看书，又看看那些哥哥姐姐。

故事读到一半，一个扎羊角辫的女孩悄悄挪到沐阳身边，递给他半块饼干。沐阳看看饼干，看看爸爸，苏北微笑着点头。孩子接过，笨拙地说：“谢……谢。”

那一刻，苏北心里有什么轻轻落定。他知道，有些东西不需要刻意教导，会在适宜的土壤里自然发芽——比如善意，比如连接。

如今五岁的沐阳，已经是“故事会”的常客。他会帮着爸爸铺垫子，会把书分给来得早的孩子，甚至会在苏北嗓子不舒服时，自告奋勇地读他早就背下来的《好饿的毛毛虫》。虽然常念错字，但孩子们都认真地听，因为“沐阳弟弟的声音很好玩”。

这个春天的周六，故事会结束后，李建国留下苏北喝茶。老校长头发白了大半，精神却更矍铄。

“苏北啊，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他端着搪瓷杯，神色认真，“县教育局想调我去教研室，我推了两次。这次局长亲自找我谈，说全县小学的阅读推广需要人牵头。”

苏北立刻明白：“您想去？”

“想去。”李建国点头，“我在这所学校三十年了，该做的都做了。现在图书馆有了，年轻教师也成长起来了。我想把‘故事会’这种模式，在更多学校试试。”他顿了顿，“但我不放心这里。新校长是上面派的，年轻，有想法，但……”

“但不太懂乡村教育的根。”苏北接话。

“对。”李建国叹气，“我怕他一上来就搞‘智能化’‘数字化’，买一堆用不上的设备，反而把最朴素的东西丢了。”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窗外，沐阳正和几个孩子在老樟树下捡落叶，笑声清脆。

“要不这样，”苏北开口，“我每周多来一天。周三下午，我不带故事，就来听听课，跟老师们聊聊天。不干预教学，就当……一个老朋友的观察。”

李建国眼睛亮了：“这太好了！有你在这儿看着，我心里踏实。”他压低声音，“说真的，你比那些督导组管用。你不是来检查的，是来‘在’的。”

“在”。这个简单的字，让苏北心头一暖。是啊，这些年他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就是很多时候，教育不是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而是“在”——在孩子需要时你在，在老师困惑时你在，在一所学校需要守护其精神内核时你在。

回家的路上，沐阳坐在自行车前杠，小脑袋靠着爸爸的胸膛。

“爸爸，”他忽然问，“李爷爷要走了吗？”

“嗯，李爷爷要去帮助更多学校。”

“那以后谁当校长？”

“会来一个新校长。”

沐阳想了想：“新校长也会喜欢故事会吗？”

苏北没有立刻回答。车轮碾过碎石路，发出规律的沙沙声。夕阳把父子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在田埂上起伏。

“沐阳，你知道吗？”苏北最终说，“世界上的人很多，有的喜欢故事，有的不喜欢。但重要的是，我们喜欢，我们就继续做。如果新校长也喜欢，那很好；如果不那么喜欢，我们就想办法让他看到，故事对孩子们有多重要。”

“怎么让他看到呢？”

“带他来听一次故事会。”苏北笑了，“让他看看孩子们听故事时的眼睛，让他听听他们笑的声音。真正的价值，不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