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樟城的春天来得迫不及待。老樟树一夜之间爆出新芽，嫩绿的碎叶在枝头颤动，像无数刚睁开的眼睛。苏北推开窗，湿润的空气带着泥土和植物的气息涌进来，他深深呼吸，感到某种蛰伏一冬的东西正在苏醒。

这种苏醒不止在自然里。

基金会在李想的带领下，进入了一个更精耕细作的阶段。十五周年展览带来的关注度逐渐沉淀为实实在在的支持——几家注重社会责任的企业主动寻求合作，几位资深教育学者自愿担任顾问，甚至有两所师范院校提出共建实习基地。

但真正让苏北在意的，是来自基层的变化。

正月十六，陈校长打来电话，声音里压抑着兴奋：“苏先生，您得来一趟。有点特别的事。”

苏北到村小学时，发现操场上聚集了不少村民，男女老少都有。王婆婆、周老伯他们站在最前面，身后是孩子们。陈校长迎上来，低声解释：“都是自发来的。说想为学校做点事。”

原来，老人们春节期间走亲访友，把孩子们做的手工、画的画、唱戏的视频拿给人看。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第一次知道，自己家乡的小学有了草编课、风筝课、戏曲课。有人感慨：“我小时候要是有这些就好了。”更多人问：“能帮忙做点什么？”

于是就有了这场特殊的“座谈会”。没有领导讲话，没有流程安排，大家就搬着小板凳坐在操场上。阳光很好，老樟树的影子斜斜地铺在地上。

一个在外做装修的汉子先开口：“我别的没有，有力气。学校有什么要修的、要建的，说一声，我周末回来干。”

开小超市的妇女说：“我可以定期捐点文具、零食。不多，是个心意。”

最让苏北意外的是几个年轻人——他们是在外读大学或刚工作的“北翼学子”，春节回家听说这事，特意赶过来。

“我是学设计的，”一个戴眼镜的姑娘说，“可以帮学校做宣传册、活动海报。免费。”

“我是程序员，”一个清瘦的男生推推眼镜，“可以做个简单的网站，展示孩子们的作品。”

“我在幼儿园工作，”另一个女孩声音温柔，“可以分享一些幼儿教育的经验。”

王婆婆颤巍巍地站起来，旁边的小孙女赶紧扶住她。“我老婆子没什么本事，就会编个篮子。”她的声音不大，但操场上很安静，“但我有句话想说：这些课，不能停。”

她环视着在场的年轻人：“你们在外面见世面，好。但别忘了，根在这里。孩子们学这些，不是要他们将来都当手艺人，是要他们知道，咱们这片土地上，有过什么样的活法。”

周老伯也站起来，手里拿着那只“小传”风筝。“我这风筝，不值钱。但教孩子做风筝的这几个月，我睡得特别踏实。好像……好像这辈子没白活。”

老人们的话朴素，却像石子投入池塘，漾开层层涟漪。那个做程序的男生忽然说：“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比如，把王婆婆编篮子的过程拍成视频，配上解说，放到网上。让更多人看到。”

“对！”设计专业的姑娘眼睛亮了，“还可以做系列。周爷爷的风筝，刘爷爷的竹编，李奶奶的玉米皮编织……每个手艺一个专题。”

“孩子们的作品也可以义卖，”超市老板娘说，“放我店里，卖的钱还投给学校。”

讨论越来越热烈，从简单的帮忙，发展到如何系统性地支持、记录、传播这些正在消逝的乡村智慧。苏北坐在人群边缘，听着，偶尔在本子上记几笔。陈校长凑过来，小声问：“苏先生，您看这……”

“好事。”苏北放下笔，“但要记住：主体是村民和孩子们，我们只是 facilitator——提供一点支持，搭建一些平台，但具体怎么做，让他们自己决定。”

“那基金会要介入吗？”

“要，但换个方式。”苏北看着阳光下热烈讨论的人们，“不再是‘我们帮助你们’，而是‘我们一起做点什么’。资金可以支持，但决策权要下放。比如，他们想拍视频，我们可以提供设备和技术指导，但拍什么、怎么拍，他们定。”

陈校长若有所思地点头。

那天下午，形成了几个具体的计划：成立“乡村记忆”小组，负责记录老手艺；开设“周末工坊”，请有特长的村民轮流来教课；建立“小小传承人”奖励机制，鼓励深入学习某项手艺的孩子。

沐阳全程坐在爸爸身边，眼睛瞪得大大的。回家路上，他问：“爸爸，为什么大家突然都想帮忙了？”

“因为人们看到了价值。”苏北推着自行车，让孩子坐在前杠，“以前大家觉得这些老手艺过时了，没用了。但现在，看到孩子们学得那么开心，看到老人们那么投入，突然发现——这不是有没有用的问题，这是关于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的问题。”

孩子想了想：“就像发现家里有个宝贝，以前没注意？”

“对。而且这个宝贝，越分享越亮。”

几天后，苏北接到李想的电话。年轻的主席声音里有种抑制不住的激动：“苏老师，您知道‘深层观测权限’吗？”

苏北一愣。这个词，他好像在基金会的某次战略讨论中听过，但没太在意。

“是这样，”李想快速解释，“我们分析了基金会十五年的数据，发现一个现象：那些成长得最好的‘北翼学子’，往往不是单纯接受帮助的，而是很早就在项目中承担了某种责任——比如当小辅导员，帮老师整理图书，组织学习小组。”

他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