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完，苏北在村小学的老樟树下坐了很久。暮春的风吹过，带着植物生长的气息。他想起自己小时候，为了走出大山拼命读书，觉得家乡的一切都是要摆脱的负担。直到很多年后才明白，那些所谓的“负担”，恰恰是他生命的底色，是他理解世界的透镜。

真正的教育，不是教人逃离自己的来处，而是教人带着来处的力量走向远方。

几天后，苏北请了几位家长、老师、老人和“深层观测”小组的成员，开了个座谈会。没有在会议室，就在老樟树下，大家搬着小板凳围坐。

“今天不讨论怎么办，就讲讲各自的故事。”苏北开场，“从我开始吧。”

他讲了自己的童年——那个因为五块钱学杂费睡不着觉的夜晚，那个躲在樟树后偷听钢琴声的少年，那个拿到助学金时的手足无措。“我拼命读书想离开，以为离开就是成功。但离开三十年后，我又回来了。为什么？”

他看向在场的人：“因为走到外面才发现，我之所以成为我，不是因为摆脱了什么，而是因为带着什么。我带着对贫穷的记忆，所以懂得珍惜；带着对知识的渴望，所以终身学习；带着从这片土地汲取的坚韧，所以能面对挫折。”

王婆婆接着讲：“我小时候，女孩子不兴多读书。但我爸开明，说‘认字总没错’。我就读了三年小学，认得些字。后来嫁人，生孩子，日子苦，但晚上在孩子睡着后，我会就着油灯看旧报纸。那些字，陪了我一辈子。”

她看向在场的家长：“我不是说读书不重要。读书重要。但除了读书，还得有别的——知道麦子什么时候熟，知道哪味草能治咳嗽，知道怎么把破东西修好继续用。这些，也是学问。”

周老伯说：“我爹做风筝时，总说‘风筝要飞得高，骨架要扎得牢’。我觉得读书也一样——要考得好，底子要扎实。但底子不只是书本，还有这个，”他拍拍胸口，“心气。孩子学做风筝，不一定将来当风筝匠，但学的是专注，是耐心，是做完一件事的踏实。这个底子，考试用得上，一辈子都用得上。”

家长们安静地听着。有的低头沉思，有的看着身边的孩子。

一个父亲开口了，他的儿子正在跟周老伯学做风筝：“说实话，我以前也不支持。觉得浪费时间。但上个月，我儿子数学考砸了，趴在桌上哭。我没骂他，就说‘走，跟爸爸放风筝去’。我们在田埂上放了一下午风筝，什么也没说。晚上他自己拿出卷子，一道题一道题改。改完跟我说：‘爸爸，我知道错哪了。就像风筝，尾巴轻了就不稳，我基础题丢分太多。’”

他停顿了一下：“那会儿我就想，也许这风筝，没白学。”

另一个母亲说：“我女儿学草编后，变化很大。以前做作业坐不住，现在能安静坐一个多小时。王婆婆说她‘手稳，心就稳’，好像真是这样。”

座谈会没有达成任何决议，但某种东西悄悄改变了。之后的一周，来参加课外活动的孩子没有减少，反而多了几个。陈校长松口气，又有些困惑：“苏先生，您到底说了什么魔法？”

“没什么魔法。”苏北看着操场上奔跑的孩子，“只是让大家看见：传统与未来，乡土与远方，不是对立，是同一个生命的两种养分。就像树，根扎得深，枝叶才能伸得远。”

六月，毕业季。“春茧”项目迎来了第一个阶段性展示——不是成果展，而是“过程展”。在村小学最大的教室里，墙上挂的不是完美的作品，而是过程记录：

王婆婆补伞的步骤照片，旁边贴着沐阳画的“伞的旅行”——从工厂到商店到人家到垃圾堆到王婆婆手里；

周老伯教孩子扎风筝的连续镜头，配着孩子写的学习日记：“今天削断三根竹篾，周爷爷说，断就断了，手别抖”；

刘爷爷编竹席的视频片段，一个男孩的旁白：“爷爷说，席子睡久了会有人的形状。我问，那我的形状是什么样的？爷爷说，等你长大了自己看”；

还有孩子们用老手艺做的“新东西”——用草编的“未来城市”，用竹篾做的“火箭模型”，用废旧布料拼贴的“星空图”。

最特别的展区在教室中央：一个大圆桌，上面放着各种材料——草、竹篾、布料、塑料带、旧报纸、细铁丝。旁边立着牌子：“欢迎触摸，欢迎尝试，欢迎失败。”

来看展览的不仅有学生家长，还有附近村民，甚至有几个城里来的教育工作者。大家慢慢走，慢慢看，不时低声交流。

一个城里老师问苏北：“你们的目标是什么？培养传统手工艺人？”

苏北摇头：“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既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也有能力走向任何地方；既尊重古老的智慧，也不畏惧新的尝试；既能安静地做一件小事，也能胸怀更大的世界。”

“这听起来很理想化。”

“教育本来就是最理想的实践。”苏北微笑，“因为我们在为二十年后的世界培养人。如果今天只教他们应付考试，二十年后他们用什么应对人生？”

展览持续了三天。最后一天下午，发生了一件小事。

一个叫小军的六年级男生，一直在“尝试区”埋头捣鼓什么。他用竹篾和旧自行车内胎，做了一个奇怪的装置——像弓，又像弹射器。旁边围了几个孩子，七嘴八舌地出主意。

周老伯走过去看了一会儿，问：“你想做什么？”

小军有点紧张：“我……我想做个能发射种子的小车。看到电视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