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后者从自己上衣兜里掏出一盒健牌香烟，一个镀金打火机，把它们放在办公桌上。大卫·加什帕尔拿起一支香烟，将军点上火，大卫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一次，三次，带着那种被长久剥夺了这一快感的人的贪婪。将军把烟灰缸从桌子的边沿推到中央，正对着他的上司。

“你出身于一个可靠的家庭。你父母在战后很靠近我们的党，兴许在战前就是。尽管他们的资产阶级出身和他们的财富，瑟拉芬同志夫妇都是可靠的好同志。”

将军很认真地记录着。

“问题不在于他们，也不在他们的女儿。问题在于叛徒奥古斯丁·戈拉。旧剥削者、布科维纳大片森林的所有者的儿子。你的丈夫。”

露瞧着他，一动也不动，在她的毛皮短大衣中冻得直颤抖。

将军重又解开了上衣纽扣，还有衬衣的第一粒扣子。

“你跟这位先生离婚了吗？”

“没有。”

痛快的回答，喃喃声。

“嗯，这让我惊讶……我不认为你父母会满意这一婚姻。不是因为……不，我没想到人种。党并不对人们作区分，你的家庭摆脱了可怖的种族隔离区，还有傲慢自大的入选民族，但我不认为他们认可了你的选择。我怀疑他们会因有了一个逃亡到资本主义者当中的女婿而感到幸运。”

露瞧着她的表舅，她不说话，浑身颤抖。

“戈拉教授先生兴许以为，他收到了一本护照是因为他的智力威望。他兴许没有明白是我们给了他护照。不是因为他的威望，而是因为我们决定要这样。”

加什帕尔检察官一边强调了“我们”一词，一边瞧着将军。将军正埋头在纸上写着。

“我希望你不愿意跟他走。”

“不愿意。”

“很好。但这并不能减免你对我们的义务。你拒绝回答问题。你会被指控同谋罪。你决定回答了吗？”

“不，”露喃喃道，紧紧缩在她的毛皮大衣中。

表舅大卫的烟头已经有半烟灰缸了。

“奥古斯丁·戈拉先生还留在国内的时候，参加过秘密会议。他们谈论纳粹分子、军团派[19]、托洛茨基分子、自由派、共济会分子所写的书。甚至还包括教友派。他们在会上读颓废文学和宗教文学。我们已经很准确地知道了谁参加过会，什么时候……”

露不说话，将军往他的钢笔里灌了一些墨水。

“你那卓越的丈夫是神秘主义者吗？或者，戈拉先生是自由派的宣传者？”

“他不是，”戈拉夫人喃喃道。

“他是，他就是。他是那一切。他读圣经。他解释圣经。在中学时就是。他大讲特讲圣彼得。彼得教派，他说过。他争论过人权宣言。他解释过孔夫子。我们有材料。新的老的全有。不只是东一点西一点，有很多。”

加什帕尔检察官做了个小小的手势，将军站了起来，从放在办公桌上的大肚子玻璃瓶里，给审问人倒了一杯水。大卫一边喝着生命之水，一边瞧着剃光了头的女人。露抿了抿她干燥的嘴唇，紧缩在她又短又昂贵的毛皮大衣中。

“另外……他为一个大学生写过一封致两位美国参议员的信。涉及一份美国奖学金。我们没有同意他的出国。这学生有一些奇怪的、唯心主义的活动。他说得太多，实在太多。盛气凌人，傲慢自大，什么都懂，自以为谁都碰不得他。我们没有发给他护照。我们将来也不会发给他的。你丈夫为他写了那封信，把参议员的地址给了他。还给了他一个叛国分子的地址，后者成了神秘主义的著名教授。此外，奥古斯丁·戈拉先生还带走了一些挑衅性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和反人道主义的。随后就在康康电台[20]中传播。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知道。资本主义马戏团广播台。自由和诽谤的欧洲电台。你知道的，露德米拉·瑟拉芬，你知道的！或者露德米拉·戈拉？兴许还是加什帕尔？你喜欢年轻人，请允许我这么说。”

检察官用他小小的拳头敲着金属桌子，一次，再次，又一次，他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怒。

“你知道的，你会承认的！你会承认的，露德米拉，我向你担保。”

他俯身朝着烟灰缸，香烟已经灭了，他抓起它，歇斯底里地使劲一扔，扔在金属地板上。

他站起来。将军赶紧走上两步，卑微地陪同他。上司的棉毡拖鞋一点都不出声，将军的靴子敲打着地面，铿锵作响。

露紧裹在绿色手套中的两手抱住剃光的脑袋，僵僵地，直直地待在金属椅子上，面容狭窄，苍白，她一动也不动。一尊雕像。瘦削的脸颊，光光的脑袋，手套遮住了耳朵。纹丝不动。

戈拉挥了挥手，枕头掉到了床头灯上，灯接着就啪嗒一响，掉在了地板上，梦游者惊讶地转过身，大汗淋漓，醒过来。

“绿的，”他只喃喃说了一声。他坐在床沿上，疲竭，虚空，盯着发亮的木头地板。

不，露从来没有戴过绿手套！

他走向浴室，把脑袋伸到水龙头底下。湿了，醒了，他没有伸手去抓毛巾。

彼得·加什帕尔不是唯一做噩梦的人。悼文作者也一样，忍受着黑夜的考验。

绿手套？从不……他拉出床底下的铁皮箱子，打开，翻腾，掏出露德米拉的黑手套，那是从青春的祖国带来的。

***

塔拉打电话给彼得·加什帕尔，提醒他明信片的事。星期三下午，彼得应约去教务长那里。高大的金色卷发水手朝他微笑，宽大的手上布满黑斑和红痣。保护者，鼓励者。加什帕尔把明信片给他看。他跟他讲了同胞帕拉德教授的被杀。然后，他的良师，一部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