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帐下寻找机会，后来在荀彧的牵线下，转投入曹操帐下，担任曹操的司空军祭酒。那一年，郭嘉二十七岁。

　　郭嘉在曹操帐下一共待了十一年，这十一年间，郭嘉从未担任过正式的中央或地方职务，也没有带过兵、打过仗，大部分时间他都以军祭酒这个非正规的身份待在曹操身旁，为曹操分析局势，提供意见。

　　历史上，郭嘉为曹操提供的意见很多，但我认为最能代表郭嘉风格的，有以下三个。

　　第一个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刘备于徐州公开叛曹时，曹操面临是否东征的决策问题。郭嘉告诉曹操：“袁绍反应慢，个性多疑，不会那么快出兵。而刘备新叛，还未得民心，只要快攻，一定可以获胜。”

　　曹操采纳了这个意见，他迅速击破刘备，并及时回军守住官渡，而这期间，袁绍并无大的作为。

　　第二个带有明显郭嘉风格的决策，发生在官渡之战时。当时有传言说孙策将发兵攻许都，曹家诸将都颇为忧虑，郭嘉却认为：“孙策刚并吞江东，所杀的都是一些很得人心的士豪，但孙策对此却并没有警惕，如果遭到刺客伏击，他也不过就是一个凡人罢了，依我看，孙策早晚会死于匹夫之手。”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孙策便遭暗杀而死。

　　郭嘉的第三个代表作，便是之前所述对于远征乌丸的分析。

　　相信读完以上文字后，列位读者应该对所谓的“郭嘉风格”有了基本的了解，那就是：这些建议都十分大胆而主观，缺少客观因素的辅助，许多部分更违反经验法则，与其说是分析，更不如说是赌博。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聪明如曹操者，怎么会相信这种胡扯乱猜，还愿意将身家性命全部押上呢？

　　我们不得不相信，郭嘉的这些判断，一定有所依据，而且是很确切的依据。

　　假设今天一位白宫军事参谋向奥巴马总统建议自韩国撤军，理由是朝鲜领导人性格“优柔寡断”，因此没有朝鲜入侵之虞，奥巴马大概会想个几秒钟，然后问那位参谋：“你和朝鲜领导人很熟吗？”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郭嘉提出的建议。他判断袁绍不会出兵是因为袁绍“性迟而多疑”；判断孙策会被暗杀是因为孙策“轻而无备”；判断刘表不能用刘备是因为刘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

　　话说郭嘉不过是个身体欠佳、大多数时间窝在兖州的标准宅男，他是从什么渠道得知袁绍、孙策、刘表的性格特征和内心想法的？《南方周末》？电视台的人物访谈？上述三人的微博？显然都不是。

　　或许这就是郭嘉对于曹操来说所具有的最独特的价值：一张广大而深入的情报网。

　　中国史书上对于“情报”一向不多着笔墨，好像秀才不出门，掐指一算，便真能知道天下事一般，但在那个没有天眼通、顺风耳、水晶球以及互联网的世界中，情报的来源仍须靠“人”的查探与传播，而如何结识、布置和选择这些提供情报的人，便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根据《傅子》记载，郭嘉年轻时相当神秘，他暗中结交许多“英隽”，而不与“俗人”来往，因此天下很少有人知道郭嘉的名号。

　　或许这就是郭嘉之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开端，他所结交的这些神秘的“英隽”们，便是其布下的线人，靠着庞大的情报网络，郭嘉能够清楚地掌握各地诸侯的动向，包括袁绍的小儿子病危，许贡的门客蠢蠢欲动，刘表对刘备已经起了戒心，诸如此类。

　　这，或许也能解释郭嘉常遭到同僚弹劾以及他官位始终不高的原因。

　　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郭嘉言行显得特别地隐秘怪异，不知情的正直士大夫如陈群等人，便常向曹操打小报告，但曹操都一笑置之。也正因为情报头子的特殊身份，即使郭嘉对曹操贡献良多，也只有封侯但未曾升官，他必须紧跟在主子身旁，提供最机密的讯息和最精准的建议。

　　当然，搜集情报只是郭嘉能力的一环，对情报的判断和分析能力，才是郭嘉出类拔萃的地方。

　　举例来说，今天襄阳的情报员传来“刘表于十天内招待刘备饮宴三次”的消息，或许有人会解读为“刘表与刘备关系密切，因此刘表可能会命刘备出兵北伐”，也有人会解读为“刘表正努力牵制刘备军力，因此没有北伐的顾虑”，究竟怎样解读才是最正确的，这就是解读者能力的展现了。

　　郭嘉能屡次对局势做出正确的判断，表示他不但情报来源充足，而且对于局势更有着过于常人的洞察力，无怪乎曹操对郭嘉信赖有加、言听计从。

　　当然，郭嘉是曹魏方面的“情报头子”，这只是笔者的个人推测，没有真凭实据，仅供大家娱乐之用。

　　其实，有关郭嘉的神算，历史上有许多反证。例如曹操东征徐州的刘备时，袁绍其实曾经对延津出兵，只是被于禁挡下了下来，可见郭嘉的预测也不是那么准确。关于孙策之死，裴松之也认为郭嘉的所谓预言，信口开河的成分居多，孙策只是刚好死在那个时间点上，要是孙策晚死个半年，那曹操就真的头大了。这只能说明郭嘉（其实是曹操）的运气不是一般地好。

　　至于郭嘉建议对乌丸采取突袭的战法，则更能说明郭嘉是个“赌徒”。

　　话说柳城一战，曹操打得是苦不堪言，简直连死的心都有了。战争胜利，班师许都后，曹操不但承认这场胜利只是侥幸，还重赏当初劝阻出兵者，这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