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就位于蜀郡和广汉郡的交界处。向北沿着涪江是著名的古蜀道，经过雒城、绵竹、涪城、梓潼、葭萌等重要关隘，直入汉中的阳平关。这一带不仅经济繁盛，也是汉文化最早扎根的地方。西汉时期大文豪司马相如与哲学家扬雄皆出自成都，可见此地的人文水准，已不亚于中原地区。

　　除了人文建设之外，东汉末年巴蜀地区的经济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除了在肥沃平原上发展的农业以外，井盐、药材、各类矿产的开采都为巴蜀注入了相当多的财富，至东汉后期，益州总人口数已达七百万。

《后汉书·第五伦传》有言道：“蜀地肥饶，人吏富实，掾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蜀国当时土地肥沃丰饶，民官皆富足殷实，即便是政府里负责财务管理的小公务员，家里的财产就有千万之多，他们有崭新的车、肥壮的马、讲究的服装、奢豪的生活，他们因拥有大量资产而自然显达。

　　说白了，这是个富得直流油的地方。

　　不过文化虽然发达，经济虽然富庶，但对于北方帝国来说，益州终究是个边缘地区，东汉时益州出身而晋身三公、九卿或将军者少之又少，也就略多于更加偏远的交州而已，这和荆州、兖州等地随手一抄就是一票两千石的高官显族有着很大的不同。

　　另外，巴蜀可能由于治安比较好，世家大族蓄养家兵的情况并不多见，反倒是在南中地区，以原住民为基础的豪族势力，对之后的蜀汉政权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

　　总体而言，巴蜀是个经济富庶、政治衰弱的地方。当地的豪族有钱但无势，整个地区豪族、少数民族、宗教势力错综，缺少压倒性的势力，使得外来政权的统治更为复杂。

　　东汉末年的“二牧政权（刘焉、刘璋）”便建立在这种复杂的基础之上。

　　东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东方的黄巾之乱进入高潮期，益州人马相也以黄巾为号，在三蜀地区聚众十余万，杀益州刺史郤俭，自称天子。巴郡的张修则在巴郡、汉中等地以“五斗米道”纠集教众，叛汉自立，整个益州陷入到无政府状态当之中。

　　刘焉本是荆州江夏人，为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馀之后，他的血统和家世显然要比刘备更靠谱。年少的刘焉在基层锻炼了一段时间后，便被拜为郎中，之后又被举为贤良方正，官至太常，主管皇家礼仪。刘焉是个善于投机且有野心的人，他看出东汉帝国气数已尽，留在洛阳必定出事，于是想要找个遥远的地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