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能心理估计不清。

明祖父子于重农反本、灭绝言利之臣，与诸儒立场一致；然而稍有“国家理由”，立刻不能自制。《洪武实录》用宝钞如用沈家聚宝盆，免费午餐之乐，跃然纸上。成祖数绝大漠，六出西洋，望其能护财政保守主义，实难惬情。据“反郑派”刘大夏高见：留都匠户、军户有幸办皇差，为郑和下西洋出力者，等于卖炭翁“半尺红绡（宝钞）”加古拉格式“政治任务提前献礼”，注定家破人亡。郑太监雄风所欠良民血债，不下万户。洪、宣主弱臣强，儒生用事，大兴“右倾翻案风”，四朝言利之臣，一概打入历史编纂学地狱，郑公公忝陪末座，无人称冤。至于后人妒视西洋航海家，以移情作用翻案，固非明人所能料。

右倾翻案，即行仁政之义。仁、宣二宗既废乃祖乃父恐怖政策，自然无术强使商民接受信用破产之宝钞，于是有马尼拉白银船填补真空，“晚明贸易中心论”实为（人类最早）纸币受（人类最早）恶性通胀连累而破产之间接后果。

附注一：

周秦之儒，以周政贵族主义反对秦政平等主义。六朝之儒，以门第文治主义反对寒、人蛮族（内外无产者）军事统治。宋明之儒，以农本—地方视角反对官商—集权视角。谓其永远慢历史半拍，永远保守反动，毫无过当。然观其所保所守者，有二恒德在焉：其一，以民间视角，坚持于政统之外必须保留某种社会组织核心，其为贵族、门第、绅士等等，尚属次要；其二，坚持民族共同体有代际契约性质，维系契约之民德民俗不在政争范围内，不得以政统革易而动摇之。二者皆有至意在焉。

附注二：

政制所计，多在横向博弈；实则人类生存蕃茂，多系于纵向游戏规则。后者多赖宗教、传统、民风维系，多出无文默喻，不在典册。革新一事，多有实为破产赖债术者、异化少数派文人政客施专政于无文大多数。细民牺牲最重，反而偏于保守。革新之成果，往有赖于消费民族共同体拟为子孙代代相传之公产，遗忧患于未来者。最能计远者，多为农业贵族，工商精英已有流沙性质，群众政治古今皆以愚蠢近视闻，流氓无产者政治则永为上帝之蛆，所以结束文明而召唤“上帝之鞭”。故而政制平民化而文化宗教缺乏保守核心者，多有民族自杀倾向。

“别了，马可波罗”之后

沃勒斯坦、弗兰克之“亚洲中心论”，泰半依据明清史料，以白银输入为发达，适得真相之反。[116]明之用银实乃金、元、洪武三朝官家纸币信用破产之无奈双输。初，宋之铜币信用极佳，岁岁阑出，以致铜料短缺，奸民私毁铜器铜钱出口皆为重罪，终至官府管制一切铜器作坊，而宋钱出土东非者[117]巨万。此货币输出（非输入）方能证实经济中心，与后之全球好藏美元同义。

唯于此种背景下，民间纸币始能产生。此时官方通胀法仍不出汉武、戴里克先之劣币、大钱二术，限于金属铸币技术问题，贬值自有限度。蔡京行新法，造当十大钱，已尽所能，而造纸、印刷两大发明结合为纸币，官方且无须如私商顾信用，国人不免于享受历史最早之恶性通胀。马可·波罗盛赞大汗纸币之便，满载东土软实力西归，不及见元末钱法之滥。洪武得国，一切反动，厉行小农本位主义，痛斥宋、元计臣为奸邪，独于宝钞爱不释手，给赏支俸皆用此，视同沈万三聚宝盆。未几，宝钞市值不抵面值百二，工商失业，贫民饿毙。

明祖父子皆有布尔什维克性格，好大喜功而拒付代价，于是计臣苦矣。奥尔忠尼启则[118]行五年计划之妙术，端在以左轮指总工程师头颅数一二三。明初之计臣多诬死，存者如夏原吉亦系铁练办公，为成祖渡漠、郑和西行筹款。明此，方能理解洪、宣后儒士翻身，恨郑和入骨，必毁记录以绝其根。小民之实力尚不如儒生，翻身非彼敢望，唯行消极逃避术，见官纸币而远之，创造最先行纸币之奇迹不及三百年，再创最先废纸币之更大奇迹。碎银一切不便，唯一优点在剪切易，官方无从控制。

明祖之新三权分立

明祖惩宋政宽弛，官吏玩主欺民，乃有分解式政治改革之独创，开明清五百年治平之基，其道曰：执行权、议决权、监察权等三权分立。

官僚分权于下，正便人主集权于上，不复有唐、宋笼罩全局之相权抗衡时君，监察权由“抗衡君上”一变为“君上耳目”“抗衡执行权”。

议决权先民主（廷议）而后集中（圣断），群臣之势自分，不复有结党蔽主之局，亦无天然共戴之领袖足以犯上。

执行权位高而势危，监察权职轻而权重，其必然之势：国无重臣，政令瘫痪。虽至亡国之夕，君臣尚以互卸责任为智，敢负责者皆不得其死。监察权重而无责，以廉价清议高调惑主干政，以社稷为孤注，事成直声震天下，事败则何与我邪？御史虎视百僚，鹰眈万民，未必反腐，而加强“向上分肥”确有实效。政治阶级“内部民主”与“对非政治阶级专政”完美结合，绅权独重，公职愈贵，苍生鱼烂。

挑动运河鲁西荒[119]

鲁西，周汉名邦、曹公旧宅，人文荟萃，本非鄙野，其衰起于元人逆势开高地运河，尽取川泉济运，自是水网大乱，盐泽日生。朝廷强干弱支，方伯自以荒农田、浮粮船为上计。漕事为重，名臣频驻，诸军云集，无异飞蝗定居。[120]良民不堪，群盗跃跃如也。武风日盛，好酒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