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没有关系。无论德国遵循什么路线，‘德国打造一支尽可能强大的海军显然是明智之举’。一旦德国取得海上优势，克劳评估称，不管德国的意图是什么，这本身就是对英国的客观威胁，‘与大英帝国的生存互不相容’。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式保证没有意义。无论德国政府如何表白，结果依然是‘对世界形成巨大威胁，如同通过预谋蓄意占领一块阵地’。即便德国温和的政治家想要表达诚意，德国温和的外交政策也能‘随时消失’在追求霸权的阴谋诡计中。因此，在克劳的分析中，结构性要素排斥合作甚至互信。克劳不无挖苦地说：‘一国针对邻国的野心一般不公开宣示，因此不宣示自己的野心，甚至向所有国家表示无限的政治善意，都证明不了该国是否存在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说算不上不公平。’由于事关重大，这‘英国冒不起任何风险’。伦敦必须做最坏的设想，并基于这一设想而采取行动。至少只要德国在建设一支庞大的、极具威胁的海军，英国就应该这么做。换言之，1907年已不再有任何外交空间，事态已经演变成谁会在危机中让步，而且一旦条件得不到满足，战争就几乎不可避免。7年后，世界大战爆发了。如果让克劳分析当今的局势，他可能会得出与1907年报告类似的判断。我大致介绍一下他的解读，因为他的解读很接近太平洋两岸广泛持有的观点。”

表象与现实，时间与命运

如果本书就这样结束于这种斯宾格勒式的宿命前景，基辛格就没有必要再提出任何忠告了。也就是说，本书就不再有问世的必要。这样的结论无疑会进一步刺激和强化危险的权力政治，也会使基辛格本人无法继续发挥“中国之友”作用。因此，本书将不再是一部著作，而会是一种政治行动——至少在中国方面的影响会是这样。基辛格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怎样对中国人说话，他当然不会这样简单粗暴。本书最后的部分可以概括为：尽管形势如此危险，和平与合作仍然有望。他甚至引用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为结束。对于一位老牌的现实主义者，这种做法非常不寻常；因为他在毕生的实践和著述中，很少忘记嘲笑或蔑视理想主义者。照他的看法，后者眛于权力政治的性质，造成的灾难远远超过了清醒而明智的现实主义者。当然，他针对的主要目标是美国的清教徒理想主义；不过康德主义纲领显然比威尔逊主义传统更空洞、更不切实际。历来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对后者的实践是要认真对待的，对前者只承认其文献价值——因为根本不存在任何康德主义外交实践。

这种修辞可以理解为一位善良智者的衷心愿望，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