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的东西，这是一种情感本能，使我与潮流格格不入，我曾为之骄傲，可这骄傲越来越坚持不下去，也越来越令人怀疑了。没有人愿意理解，包括董柳，包括许小曼。只有在夜深人静中，自己面对着想象中那些逝去的圣者的亡灵，在虚无的空间充实地存在着的亡灵，我才感到了沟通的可能。我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追随者，在追随中才有了找到归宿的感觉。我看不起那些猪人狗人们，有一次我注意到马厅长上楼的时候，袁震海正从楼上下来，就在楼梯上停住了，侧着身子站着，在马厅长经过的时候行了个注目礼。后来我发现这是办公楼的一种惯例，我以不屑的口气把事情跟董柳说了，董柳说：“他要你看得起干什么，他好房子住了，钞票口袋里揣了，开车到处跑，你还看不起他？”董柳看问题就这么俗，这么实在，可细想之下，俗也有俗的道理，什么都没有的人凭什么去看不起什么都有的人？他那么在乎你看得起看不起？猪人也好，狗人也好，那只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就是精明的人，能干的人，适于生存的人。而关注人格，坚守原则，自命清高那也只是一种说法，换一种说法就是无能的人，跟不上时代的人。辩证法真是奇妙无比，它给人选择说法的自由。道理总是可以反过来讲，什么都是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我陷入了极大的惶惑。于是价值论的真理只是一种幻想，于是我珍视的那些东西也只是一种说法，在瞬间就可能惨遭颠覆，而且已经被自己昔日的同学，那些曾在国歌声中含泪狂吼的同学抛弃。当牺牲和坚守都只是一种说法的时候，牺牲就变得意义暧昧。在很多时刻我似乎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要抛开一切，轻装上阵，投入生存的竞争。可这样想着又把自己吓着了：“那样我是谁呢，我还是个知识分子吗？”赶紧缩了回来，把那些想法关在心灵的大门之外。我自我欣赏地品味着想象中的门在关上的瞬间发出的那“砰”的一声震响。

我对自己在《中医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抱有很大的希望，我想凭着这种努力改变处境甚至命运。可周围的人谁也不在意，几乎没有人提起这件事。这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我把论文报到省里去评奖时，还没入围就被刷下来了。想着这件事我有几个晚上睡不着，似乎也没有特别大的痛苦，可就是睡不着。我至少明白了，在一个操作的时代，寄希望于公平是很可笑的。世界变了，我怎么办？我失去了努力的方向，再多写几篇，别人也不当回事。只有尹玉娥说了一句：“池大为你不错啊，坐机关还惦记着业务，厅里也就是你了。”我一下子觉得跟她拉近了距离。好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没干，上班看报纸，下班看电视，欧洲各国的足球联赛，什么意甲，英超，几乎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跟齐达内等人建立了感情，也理解了为什么会有人把足球当做信仰，为足球疯狂。

胡一兵打电话来约我去随园宾馆喝茶，晚上我就去了。见了面他说：“我打算下海了。”我说：“开什么国际玩笑，电视台几个人能挤进去，你端了金饭碗倒想摔了它？你当年考大学做梦都想当记者，梦实现了，你也不安分了。”他说：“大为你知道，我小时候没想到自己有今天。我读初中时，看见父母顶着太阳在田里捞一口饭吃，而供销社的售货员却坐在树荫下闲谈，那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到供销社去做一个售货员，不要晒太阳下水田，人上人啊，读了大学才知道那理想有多可笑。我有了今天，我要珍惜。好多次自己抓到的选题都被领导给毙了，我憋得半死我都忍了，我要珍惜啊。可到今天我再珍惜我就不是我了。”原来前一段他们节目组收到群众来信，拆迁户对孟甫区旧城改造的安置工作不满，他就带着搞摄像的记者去了。采访了十个人，有一个人满意，一个人无所谓，其余八个气都大得不得了，旧房收购价太低，周转房离城太远，质量也太差，小孩上学也不方便。总之一切承诺都没兑现。他回去就把新闻发了，主任审查也没说什么。可当晚区政府就打电话给黄台长，要求电视台注意舆论导向，黄台长还含糊其词顶着。第二天市政府办公室又打电话来了，宣传部还特地来了人，要求支持区政府的工作。他挨了批评，第二天硬是把那个满意的人的录像播了，说这代表了民意！我说：“无冕之王个别时候憋那么一憋也是有的，憋不死你！我们天天受憋还没有憋死呢。”他说：“有了权吧，你愿意事情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个什么样子，包你满意。老子脾气来了把里面的猫腻都给捅了。”他说到旧城改造是金叶置业与区政府联手搞的项目，把平房拆了盖高楼，金叶置业公司简直就暴发了。项目是怎么被他们搞到手的？各级各部门为什么站在金叶的立场上说话？里面的黑洞有多大？他说：“还说无冕之王，你太抬举我了。一个港资公司都搞不赢。金叶的余老板真是个老板啊，他的调动能力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权他妈的和钱他妈的结合得太好了。盖了这么多高楼，有几幢底下不是压着一连串的秘密？有权不愁没钱，有钱不愁没权，随时可以转换。老子脾气来了要捅它一下子才好。不过，老子——”他叹一声，“老子也只好算了，凭我一条蛆也拱不起石磨。”我说：“轻轻憋你这么一憋你就要下海，海里的鱼虾是那么好捞的吗？耍名记者脾气吧，以为你这个牛头就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