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接来了，他们都北京化了。我常上姥姥那儿串门去。

我上中学时，正是日本(人)满街窜，上了二年我家就不让上了，怕我叫鬼子给拉走了。我母亲就给我们姐儿仨请了一个老秀才，上家里来讲《四书》《古文观止》，学了有二年。这老师也岁数大了，就算了。

2.我婆家

吴：我念了二年中学，十八九(岁)、二十一岁，朱家就提亲了。我公公也是沟南的，他老早就走了，上山西阎锡山注166的队伍，也管发军饷。那会儿好些个香山的人都在北京，都认得。香山镶红旗这儿呀，就出了我父亲这一个邮局局长，出了我公公这么一个大军官，一说呀，算是最大的两个官儿，一介绍到他们家，就说门当户对。公公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死了，他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这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就都跟着他五婶，都拿五婶当妈。我公公大排行排四，五婶的大儿子就是我三大爷，跟我公公俩人就差几天，一个正月初一生的，一个正月初五生的，两个特好。后来我公公到山西当军官，就让这个哥哥跟着，这三大爷没文化，就跟着他当护兵，又替他管钱，又怕他叫人打了。他们到山西以前，就生了我爱人他们这仨孩子，他就把仨孩子一个媳妇都送给我五婶了，这媳妇就是我婆婆。

后来腊八，五婶娶儿媳妇，她就跟我婆婆说，你是四媳妇，刚娶不多年儿，衣服也新，重点是你的，就让我婆婆张罗。我婆婆那会儿也年轻，她就怕让老太太不痛快，没敢睡觉。她头发特别好，梳两把头，她把仨孩子搁到炕中间儿，她就蹲到炕上梳头，梳着梳着怕冷，就笼上火，梳完头就差戴两把头的架子，这不底下都得缝么，后面还得缝燕尾儿，她都准备好了，她就靠边躺着，就等明早一起来，给这孩子一套上衣裳就去了。结果这煤气一熏，她就从炕上折到地上。煤气是这么下来的，这仨孩子在中间呢，就没事，她在边儿上，就熏死了。早晨五婶还生气呢，说昨儿嘱咐她早起来，怎么到这时候仨孩子还睡呢，一看才知道熏死了。这边都来贺喜了，老太太着急了。那时也不知什么叫电报，就托人把我公公叫回来，买了棺材，他回来打开盖瞧瞧，确实是熏死了，不是让人给害死的。

我婆婆死了，到我后婆婆来的时候注167，家里人就雇来一个奶妈，是农村老太太，不是满族的，一打听她正好生了个小姑娘，奶正好，正合适。后来他爸爸把仨孩子和奶妈都带到了山西，我这老头子吃了八年奶，才算离开这奶妈，关系挺好的。后来我生第三个孩子，小名叫小停，正是停战注168那天生的，兵荒马乱的不好找人，我爱人就和我商量把奶妈叫来给我侍候月子。我大儿子叫她“李妈”，她就骂：“你这个小兔崽子，你爸爸还吃我奶呢，你管我叫李妈，你得管我叫奶奶!”她1952年才去世。

我当过好多年媳妇儿，当时我是老大，没妯娌。我有一个大姑子，俩小姑子，仨小叔子，我那仨小叔子一个12(岁)，一个15(岁)，一个17(岁)，两个小姑子一个6岁，一个7岁，后婆婆生的。那时候就不请安了，就是吃饭，新媳妇得给大伙儿鞠躬，晚上吃饭又得鞠躬，到一个月为止。这还算开放的。反正一早儿起来，我给他们做好了饭，坐圆桌，我坐最后一个位子。人家吃得差不多了，我才坐下，到最后就剩熬白菜了，(所以)到现在我不吃熬白菜。我丈夫上头一个大姐没结婚，那大姑奶奶更了不得。人家嫌她岁数大，她也挑，后来三十九、四十七八了，嫁到云南，给国民党一个少将，是续弦。

3.我自己

吴：我家是地主，家里有一顷多地，在香山里头，还有三四处房子在城里边。解放后地就收了。解放前我老头在救济总署工作，比如说每月挣100块钱吧，一解放，工资降到40(元)。这么几口人就指着工资花了。那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那时我们住在地安门东吉祥胡同11号，章伯钧住12号，正挨着我们家，他太太是北京妇女联谊会的副会长。注169有一年“三八”节，她让街道组织这几个胡同的妇女游了一趟行，由胡同里头走到地安门转一圈儿就回来了，那时候我就三十来岁嘛，游行完了以后她就把认字的六七个人留下谈话，剩下那五六十人都是不认字的家庭妇女，就都散了。我算认字的呀，她问我能出来工作吗？我说不能，我家里还有孩子，她说这样吧，这几个不认字的组成一个服务站，就是做衣裳，缝缝补补的那服务站，她说你呢就参加服务站工作，她问我会裁衣服不会，我说我不会，我哪儿会裁这西服衬衫什么的？我只会做简单的裤子。她就把一个南方浙江那边儿的人找过来，这人姓黄，她是有文化的，是妇女联谊会的会员，说让她成立一个服务站，找我给干活儿，我不会蹬机器、裁衣裳，就给她登记，领线哪，算工资呀，就干点这个。就在对门儿，也不耽误我弄饭什么的，反正就是没工资，也不算参加工作，我为的是慢慢儿找工作，这不是妇女联谊会么，要不我上哪儿找工作去？我认得谁呀？

后来说净干活也不成，还得学习，就去西四兵马司那个妇女联谊会，学习社会发展史。刘清扬给讲，她是妇女联谊会会长。李建生是副的，办公室主任。管行政的是杨钟健的太太是秘书长。注170我一个礼拜去一趟。

我婆婆不是地主么，她看我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