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昌选择定居大陆，也是有其考虑。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的投资环境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使得王荣昌这种家大业大的企业家感到了一些危机，再加上大陆投资的增速远高于台湾岛内，使得他产生了移居大陆的想法，至于说在民进党那边儿受的闲气，不过是趁机置身事外的一个借口而已。

　　台海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是两千年，在这一年里，台湾进行了首次政党轮替，原先执政的国民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中败给了成立仅十五年的民主进步党，失去了政权。

　　而民进党的阿扁政府执政之后，在其任期内，以意识形态挂帅，持续不断地挑衅对岸的大陆当局，并在经贸议题上不断设置障碍，引发了两岸之间一触即发的危机态势，吓阻了众多的投资者，并且，当前的国际各大政治经济刊物都把台湾视为极有可能的冲突爆发区。

　　实际上在阿扁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大陆和国际社会都对他有所期许。

　　在深耕台湾，布局全球的理念支持下，扁政府抛弃了李登辉时期戒急用忍的大陆经贸政策，制定了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大陆经贸政策，从而使他在第一任期内的民间支持率有所提升。

　　尤其是去年年底台湾和中国大陆同时加入WTO，陈水扁便在今年年初公布了加入WTO两岸经贸政策调整执行计划，进一步放宽资本技术型产业向大陆的投资限制，同时，也向大陆开放岛内的投资市场，比如毛巾、大闸蟹、纺织品、服饰，甚至是房地产等等，都可以有条件地进入岛内。

　　这项政策的转变促使台湾的高新技术产业如IT产业链的最低端产品、PC零部件、监视器等周边产业、手机制造业等低端产业向大陆转移。

　　与此同时，乐观看待两岸关系的投资者也开始纷纷进入台湾，希望瓜分台湾经济迅猛发展的利益所得。

　　但是最近一个阶段，为了避免台资企业过度沉浸和依赖大陆市场的温床，确保台湾经济的主体性，以及重新诠释深耕台湾，布局全球的国际化思维，扁政府将原先的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对大陆经贸政策转变为积极管理，有效开放，强化管理的责任。

　　这一政策转变下，台湾农产品将不再大规模输往大陆，这也直接影响了台湾农民的生机和生计，导致中北部农村选民抛弃了民进党政府，扁政府的这一政策转变使得台湾陷入被全球化经济边缘化的危机。

　　在范无病看来，阿扁政府的这一番做法，其实是殊为不智的。

　　依据国际投资理论，当对外投资越多，海外子公司回购与回销的比例也会越大，这与李登辉时代的台资赴大陆投资状况相符。

　　但近几年，大陆地区台商的零组件与半成品供应来源中，台湾的产品接近五成，使得大陆成为台湾外汇顺差的最大来源，这也成为两岸经贸失衡的诱因。

　　而大陆回销的原材料、零组件与半成品也有助于台湾企业在本土加工这些高科技产品时降低营运成本。

　　但是，扁政府限制台商赴大陆的投资将使得台资无法由大陆获得低成本的原料，从而失去在国际市场营销的竞争力。

　　以台湾所累积的技术、管理能力和国际化程度，以及与大陆之间语言、文化、距离等优势，尚能吸引其他欧美企业与台资合作，共同在大陆设置生产基地或者开拓市场，而台湾政府却一再阻挠台资的投资金额上限，使得欧美企业能直接抛离台湾而直接进入大陆市场，使得台湾岛内的有识之士在这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存在着台湾被边缘化的危机意识，失去了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机会，更打击了企业根留台湾的信心。

　　正因为如此，国际上的投资者们也纷纷调低了对于在台湾投资效果的预期，这更加重了台湾被边缘化的危机。

　　被边缘化的感觉是非常不好的，这也就意味着台湾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会。

　　台湾的中华经济研究院曾经针对岛内外的投资者对台湾投资的意愿进行过调查研析，发现有一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海内外投资者对台湾投资环境的预期效应，比如说两岸政治关系的稳定程度、台湾政府的党派色彩和政治对企业的干预度、台湾政府对大陆经贸政策的开放程度、岛内的产品市场需求状况以及人才的可获得情况等等。

　　从这些因素的轻急缓重中可以看出，两岸政治经济的稳定程度其实深刻影响着投资者对台湾整个投资环境的预期和信心。

　　三通直航与否，更影响着投资者对于将货物往返台湾所耗费的成本考虑，因为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大陆，为全世界各个地区生产着低廉物美的商品，作为深加工、物流运输以及研发设计中心的台湾，每次将货物从大陆地区回购或者返销台湾时所耗费的运输成本必须要谨慎考虑，而包机直航与否便是深刻影响投资者成本的主要因素。

　　至于岛内本身的税率、土地获得难易程度、优质人才供给能力、产品消费能力、法律法规限制程度以及政府行政效率等，这些都是属于政府与民间方面与投资者之间寻找利益平衡点的妥协之处，都是在岛内就可以商量解决的事，这就要看看执政的政府是否具有经济头脑，是否用意识形态挂帅来深刻干预经济事务，是否心胸足够宽阔从而认识到两岸政治经济关系的稳定与否决定着岛内经济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以及是否具有国际观和国际思维因而能够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