咽着问。

“饼干。”李健说，“压缩饼干，顶饿。”

“饼……干？”男人重复这个陌生的词，“甜的？咸的？咋这么实沉？”

“就是……干粮。”李健不知道怎么解释食品工业。男人把剩下的那点饼干渣小心地包在一片大树叶里，塞进怀里。“留给娃。”他说。

李健心里一酸。“你孩子多大？”

“五岁。还有个三岁的。”男人顿了顿，“婆姨去年饿死了。”

沉默。黄土高原的风呼啸而过，卷起沙尘，打在脸上生疼。

那个男人叫王石头——是的，跟王家沟的老支书同名。这让李健恍惚了一下。

“你是干啥的？”王石头问，“看你衣裳怪模怪样，口音也怪。”

李健大脑飞速运转。说自己是扶贫干部？不行，解释不清。说自己是商人？看这落魄样也不像。说自己是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在这乱世死得更快。

最后他决定用半个实话：“我是……逃难的。家里遭了灾，一路往北走。”

“往北？”王石头眼睛睁大，“北边更荒！蒙古人还时不时来抢。你往北干啥？”

“我……”李健语塞，“我听说那边有……有活路。”

王石头摇摇头：“这世道，哪还有活路。”

他继续剥树皮，手法熟练得让人心疼。李健看着他瘦骨嶙峋的背影，那个熟悉的冲动又上来了——他想做点什么。

就像在王家沟，看到贫困户家里漏雨，他就想修屋顶；看到孩子没学上，他就想办夜校。

现在，他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崇祯元年的春天，靠吃树皮维持生命。

“王大哥。”李健开口，“你们村……还有多少人？”

“王家峁？原先三十七户，现在……”王石头顿了顿，“还剩二十二户。饿死的，逃荒的，卖儿卖女的。”

三十七户。这个数字击中李健。王家沟也是三十七户。历史像个残忍的玩笑，在四百年前和四百年后，安排了同样的起点。

“如果……”李健缓缓说，“如果我有办法，让大家不饿死，你信吗？”

王石头转过头，眼神复杂。“后生，你说胡话咧。这年头，能让自己不饿死就是本事。”

“我说真的。”李健拿出那袋土豆种子，“我有这个。”

王石头凑过来看：“这是啥？石子？”

“是种子。一种……一种外邦来的作物，耐旱，高产，三四个月就能收。”李健努力回忆着土豆的种植要点，“一亩地能产……产很多。”

他没敢说具体数字。明末的粮食亩产，粟米也就一百来斤。如果说土豆能产上千斤，对方肯定以为他疯了。

但王石头显然不信。“外邦来的？你咋有？”

“我……”李健又开始编，“我家以前跑商，从西边带回来的。本来想自己种，现在……给大家种吧。”

王石头盯着那袋种子，又盯着李健的脸，看了很久。“后生。”他说，“你是个善心人。但这事不成。”

“为啥？”

“第一，村里没地了——好地都在刘老爷手里，剩下的都是坡地，种啥死啥。”

“第二，就算有地，谁信你？大家饿得眼睛发绿，你拿这没见过的东西让他们种，万一不长，那就是害人。”

“第三……”王石头压低声音，“刘老爷要是知道你有粮种，肯定来抢。他那几个儿子，比土匪还凶。”

李健沉默了。他意识到一个问题：在明末的陕北，扶贫的难度比21世纪高出一个数量级。这里没有政府支持（官府不添乱就不错了），没有基础设施，没有市场体系，甚至没有基本的生命安全保证。但就在这时，远处传来哭喊声。

一个瘦小的身影跌跌撞撞跑来，是个七八岁的男孩，满脸是泪。“石头叔！石头叔！我妹……我妹快不行了！”

王石头猛地站起来：“咋了？”

“发烧！烫得很！还说胡话！”男孩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李健立刻抓起背包：“带我去看看！”

三人跑到村子——如果那能叫村子的话。十来间土坯房散落在坡地上，大多已经半坍塌。村中间有口井，但井绳断了，打不上水。

男孩的家是最破的那间。屋里没有床，只有一堆干草。草堆上躺着个小女孩，约莫五六岁，脸颊通红，呼吸急促。李健伸手一摸额头：烫手。“发烧多久了？”

“两天了。”旁边一个憔悴的妇女抹泪，“先是咳嗽，昨儿个就烧起来了。请不起郎中，熬了点草根汤，不顶用……”

李健打开背包，翻出药品。退烧药（布洛芬）、抗生素（阿莫西林）、还有一包葡萄糖粉。问题来了：怎么解释这些未来药物？他脑子一转：“我在外跑商时，从一个波斯郎中那儿买的药。试试看。”

先量体温——没体温计。只能凭手感：至少39度以上。“有热水吗？”

妇女端来半碗温水——浑浊的，带着土腥味。李健咬牙，掰了半片布洛芬（儿童剂量他大概记得），混在葡萄糖粉里，化开，用小勺喂给女孩。屋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约半小时后，女孩的呼吸平缓了一些，额头似乎没那么烫了。妇女惊喜地叫道：“退了！退了点！”

李健松了半口气，但不敢大意。发烧可能有各种原因，在没有诊断的情况下乱用药很危险。但他别无选择——不用药，这孩子很可能熬不过今晚。

“今晚我守着。”他说。

王石头看着他：“后生，你……”

“我叫李健。”李健说，“木子李，健康的健。”

“李……李兄弟。”王石头的声音有些哽咽，“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