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提高三成。

石匠老胡带着徒弟，开始修建地下排水系统——虽然只是简单的陶管暗渠，但解决了雨季污水横流的问题。

瓦匠老谢烧出了带花纹的檐瓦，虽然只是简单的波浪纹，但让新建的砖房多了几分美感。

铁匠小刘改进了马掌设计，更适合陕北的砂石路，马蹄磨损减少。

最让李健惊喜的是那个老道士，姓邱，道号“玄青子”。他检查了新家峁自制的火药后，摇头：“硝提纯不够，硫磺杂质多，木炭粒度不均。这样的火药，威力只有官制火药的一半，还容易受潮。”

“那您会改进吗？”

“会。”邱道士很自信，“给我一个月，我能做出比官火还好的火药。”

李健拨给他一个小院（原先是仓库），配两个学徒，专门研究火药改良。

技术工匠的聚集，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不同手艺的人在一起交流，碰撞出新点子。

比如，韩木匠和赵木匠讨论卯榫结构时，石匠老胡凑过来听，突然说：“石头也能用卯榫啊！我们修桥时，石拱的楔形石，就是石头卯榫。”

于是有了“石木混合结构”的尝试——房屋基础用石卯榫，更加稳固。

瓦匠老谢和铁匠小刘聊天，说起烧窑温度控制难，小刘说：“铁匠铺用‘火色’看温度，不同的红，温度不同。”他教老谢看火色，烧窑成品率提高了。

染匠老宋（新来的）看到妇女组织的粗布，摇头：“这布太糙，染色也单调。我会染蓝印花布，还能套色。”他带着妇女组改进织染，新家峁有了自己的“土布”，虽然粗糙，但结实耐用，还有简单花纹。

技术带来生产力的提升，生产力带来更多的粮食、更好的工具、更舒适的生活。而这些，又吸引了更多的人。

李健让吴先生记录下新家峁的变化，写成《新家峁纪事》，其中有一段：

“崇祯三、四年，四方工匠来投者日众。木石瓦铁，各色具备。居有砖房，食有饱饭，工有分值，人皆奋力。昔之荒峁，今成乐土。流言远播，谓‘新家峁有活路’，故饥者、寒者、怀技者，咸趋之若鹜。”

但人多了，问题也来了。

首先是住房紧张。工匠宿舍已经住满，新来的只能暂时安置在窝棚区。

其次是粮食压力。虽然今年春耕用了新农具，预计产量能增三成，但突然增加几十张嘴，存粮消耗快。

再次是管理难度。手艺人往往有脾气，有主见，不像普通农民那样听话。为了争工分、争表现、甚至争徒弟，小摩擦不断。

李健召集委员会开会，讨论对策。

“住房问题，加快砖房建设。”李健说，“第二批砖房提前开工，专门给新来的工匠住。建得快，才能留住人。”

“粮食问题，开源节流。”王石头说，“开源：扩大开荒，种高产作物（土豆、玉米）。节流：制定配给制，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管理问题，定规矩。”郑老汉最头疼这个，“得有个《工匠管理条例》，明确权利和义务。违规者罚，优秀者奖。”

吴先生补充：“还要有晋升通道。普通工匠、熟练工匠、师傅、大匠师，分级管理，每级待遇不同。让匠人有奔头。”

方案定了，立刻执行。

第二批砖房选址在工匠居住区西侧，规划三十套。李健亲自设计户型：每套一个小院，正房两间，厢房一间（可做工坊或厨房），带一个小菜园。

“这才像家。”韩木匠看着图纸，眼睛湿润，“老汉我漂泊半生，终于要有自己的家了。”

为了加快建房，李健推行“互助建房”模式：工匠们互相帮忙，你给我砌墙，我给你做梁，按工时记工分。这样既快，又增进了感情。

粮食配给制也出台了。基本口粮按人头发，但想多吃，得多干活挣工分。工分可以换细粮、换肉、甚至换酒（米酒，限量）。

《工匠管理条例》贴在工坊区的告示栏上，主要内容：

一、工匠按技术水平分级，每级工分不同。

二、每月考核，优者晋级，劣者降级或淘汰。

三、带徒弟有补贴，徒弟出师有奖励。

四、技术创新有重奖。

五、打架斗殴、偷工减料、破坏工具，重罚。

条例一出，工匠们议论纷纷。大部分人支持：“这才公平！”少数人嘀咕：“规矩太多。”但没人敢公开反对——因为新家峁给的实在太多了。

乱世中，能有安稳饭吃，有砖房住，有手艺施展，还有啥不满足的？

就在新家峁热火朝天搞建设时，外面的世界却在崩塌。

李大嘴的情报网络每天传来坏消息：

绥德地区遭遇了严重的旱灾，井水中的水源几乎枯竭殆尽，人们和牲畜都陷入了极度缺水的困境之中。与此同时，米脂县也不幸地爆发了一场凶猛的瘟疫，整个村庄的人无一幸免，全部死亡。而另一边的安塞则遭受了土匪的袭击，县城被攻破，县官惨遭杀害。

更为糟糕的是，由于粮食供应紧张，延安府的粮价飙升至令人咋舌的地步——一石竟然高达十两银子！无数百姓因为饥饿而倒毙街头，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路边。

然而，最让人痛心疾首的却是那些本该保护人民安全的官兵们。他们不仅未能有效地剿灭土匪，反倒纵容士兵四处抢掠粮食，给本就困苦不堪的百姓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形象地道出了当时社会的混乱与黑暗。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新家峁这个小地方却宛如一片与世隔绝的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