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因为我注重从技术角度检讨历史，所以曾花了相当的时间披阅二十四史的《食货志》。此中食为食物，推广之则为农业。货为货币，推广之则为商业。只是二十四史里有《食货志》共十二篇，而且繁简不一。如《宋史》之一篇，则共十四章，本身就像一部专书。《辽史》的《食货志》只寥寥数页。而且因为古今眼光之不同，我们很难在一章一节内找到有价值的资料下结论。所以只能利用它作开路的引导，而向其他方面推广搜索，再以各文之互相引证前后连贯作复审的根据。例如我在《辽史·食货志》里看到《禁朔州路马羊入宋》。后来细看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则当日之开封，连大车都用黄牛与水牛并拉，也可见得其禁令之彻底。回头再读拉体摩（Owen Lattimore）的专书，更相信马匹因耕作地区之差异在中国地缘政治（geopolitics）中极重要。我自己读《食货志》的一种心得则是整个传统中国的历史自先秦至明清，可以连贯的用财政税收解释。

以17世纪的英国为出发点

中国的现代史也可以概略的看做传统中国与外界接触和冲突，又经过大规模的调整后更生再造的一种纪录。因此对中国青年讲，又不能不对外界的历史有最低度的了解。因为牵涉过广，又面临着今日之特殊情形，我建议先以17世纪的英国作出发点。这建议包括着重点主义之立场，也借之了解两种文化汇合之源远流长。英国在17世纪人口才由四百万增加到六百万，但是经过3世纪的流血动乱，才将一个农业基础坚固的国家，改造而为一个以商业法制管理的国家。迄至世纪之末，全国已如一个城市国家，全可以用金融操纵，银行业与保险业也开始露面。这不仅可以用资比较，还可以从这原始形态（prototype）里看出各国需要现代化的这个问题之由来。

从根本的政治哲学着手

在政治哲学方面，我也主张从根本的方面着手。今日之读史者纵未翻阅过柏拉图之原书，或未参加过基督教堂的礼拜，也应当获悉他们思想体系之轮廓和“原罪”的意义。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家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为古典派经济学家之先驱，也透过后者而影响马克思。如果读者全不明悉这思想线索之由来，则很可能对今日之西方生误解。以上的作家从自存（self-preservation）解释到人性为恶，最容易引起中国读者的反感。可是这已经无数的学者解释：现实的承认人性为恶，并非提倡人类应当为恶。如果我们呼吁今后不用暴力，这还讲得通，要是历史家否定过去暴力之存在，又不承认其在历史上之作为，就不合实际，其所写历史也与实情不合了。

综合以上所述，这“长宽深远”的设计，无非针对着目前地覆天翻的局面，其用意也仍是注重“时间上之汇集”（timing），亦即不离孟子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着眼。又因为最后需要读者作主而自存信心，所以又必加上一个“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附带条件。

1991年5月31日《中国时报》开卷副刊

1991年8月《读书》

从绿眼睛的女人说起

尉凡多年就倾慕绿眼睛的女人。他以为和一个绿眼睛的女人接近，就可以产生好多罗曼蒂克的情绪。后来总算运气好，他居然和一个绿眼睛的女人结婚！可是不久他的太太就买了一副隐形眼镜。戴上隐形眼镜之后，她的眼珠已是蓝色，而非绿色。并且她不赞成他以罗曼蒂克的眼光观察事物。

他前几年去波士顿看到一家商店发售中国出产的竹箩筐，所用的竹片倒也细致，手摸着也不会被竹纤维戳伤。他就花了十五块美金买了一个，大约不到两英尺的圆径。初时他也没有打算作何用途，只因为这是道地中国土产。恰巧他又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朋友帮他借了几十部书，他即随手将所借书装在竹筐之内带回家中，不料这竹筐竟发生了特别的用途！他当时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16世纪后期的专书，既涉及宗教法律，也牵连到各种仪节和社会形貌。只是所有的资料分散在各处，有时候写一段也要翻阅到五六种书籍的记载，要是把书都放在桌上则彼此重叠，而且古装书与洋装书纷至沓来，总之就是要找某一专书时一般无线索之可循，也容易在匆促之间把已经寻索过的一堆书堆放在尚未寻索的几本书上。因之翻来覆去更无条理。有了竹篮筐诸书高低左右不等的摆在里面，又置放于椅旁，从上向下俯视下去一览无余，也可以采所要的书只眼看出，信手拈来，如是省事不少。并且可以保持着桌几的简明净洁，所以尉凡这一本书的成功，得力于祖国土产竹筐之力不少。

可是书稿寄付出版社之后不久，他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天走进他的房间，就说：“爹爹，你这只竹箩筐空着没有用，倒不如给我借去盛脏衣服。”尉凡还想辩说，已经来不及，竹筐已给儿子扛走了，本来儿子念高中的时候就玩足球，又演话剧，有时还要借妈妈的汽车去会女朋友，脏衣物在房内乱丢乱甩已经受过爹爹的指摘。这时候要借爹爹的空器皿作一番整顿，尉凡也没有充裕的理由阻止。只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