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得到我们的尊敬。所以，在某些方面，他们可以被视为我们自然尊敬的对象。那些崇高的地位，无疑也会因为恶行与愚蠢而彻底崩毁。但是，那种恶行与愚蠢必定是非常的巨大，否则就不会有彻底崩毁崇高地位的作用。同样不检点的行为，出现在一个上流社会人士身上，远比出现在较卑微的人士身上，较不受人轻蔑与厌恶。后者偶尔违反一次自我克制与行为正当的规矩，惹人愤怒的程度，通常远大于前者经常且公开轻蔑那些规矩所引起的愤怒。

在社会中下层的生活中，通往美德的路，和通往富贵的路，或者至少是通往这个阶层的人可以合理期待获得的那种富贵的路，幸好在大多数场合，几乎是一条相同的路。在所有中下层的职业中，真材实料的专业技能，加上审慎、公正、坚定，以及自我克制的品行，很少不会获得成功。有时候，即使品性不是那么正确，靠专业技能也可以奏效。然而，习以为常的轻率鲁莽、邪恶不义、摇摆懦弱或放荡浪费，必定总是会遮蔽，有时候甚至会完全压制最光彩耀眼的专业技能。此外，在社会下层生活的人，绝不可能伟大到超越法律的惩罚，所以，一般来说，法律对他们有一定的威吓作用，一定会迫使他们以某种方式，对至少是比较重要的正义规则表示尊重。再说，这种人的成功，几乎总是仰赖他们的邻居与同辈的惠顾与口碑；而这些惠顾与口碑，如果没有相当正常与规矩的品行，他们就很难获得。所以,“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一则古老的处世良言，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总是完全真实不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可以期待看到相当显著的美德；而对社会的善良道德来说，幸亏绝大部分人是在这种情况下过活。

可惜，在高阶层的生活中，情况并非总是和前述相同。在君主的宫廷里，以及在大人物的会客室里，成功与晋升所仰赖的，不是机灵与内行的同辈中人的尊敬，而是无知、愚蠢与高傲自大的上级长官怪诞荒谬的垂青宠幸；阿谀奉承与虚假欺瞒，经常胜过功劳与真才实学。在这种社交圈里，取悦的能力，比效劳的能力更受重视。在和平安静的时候，在战乱的风暴还很遥远的时候，君主或大人物只希望被逗开心，甚至往往自我陶醉以为他很少需要什么人为他效劳，或者以为逗他开心的那些人有足够的能力为他效劳。外表的优雅端庄，所谓上流人士那种既愚蠢又无礼的家伙惯于耍弄的那些没啥实用的雕虫小技，通常比战士、政治家、哲学家或立法者充实阳刚的美德得到更多的赞扬。一切伟大可敬的美德，一切适合议事堂、参议院或野战场的美德，全遭到那些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无足轻重的马屁精们极端的轻蔑与嘲笑，而这些马屁精在这种腐败的社交圈里通常又占据最显要的地位。当苏利公爵[29]被路易十三召见进宫就某一重大的紧急事故表示他的意见时，他看到一群佞臣与弄臣相互交头接耳，细声嘲笑他一身不合时宜的装束。于是，那位老战士与政治家说:“每当我有幸受陛下的父亲召见征询意见时，他总是会命令宫廷里的丑角们退到候客室里等着。”

正是由于我们倾向钦佩从而模仿有钱有势者，所以，他们才能够树立或领导所谓流行时尚。他们的衣服是时髦的衣服；他们交谈的语言是时髦的语调；他们的神态举止是时髦的动作；甚至他们的恶行与愚蠢也是时髦的，大部分人还很得意地模仿他们，以恰好在使他们自己丢脸失格的品性上和他们相像而沾沾自喜。爱慕虚荣的人时常装出一副时髦的放荡气派，虽然他们的心底并不赞许那种放荡，甚至他们也许并非真的那么放荡。他们希望被人称赞，虽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所以被称赞的理由真的值得称赞；他们以不时髦的美德为耻，虽然有时候他们暗地里实践不时髦的美德，甚至对那种美德还怀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敬意。就像在宗教信仰与美德方面有伪君子那样，在财富与社会地位方面也会有伪君子；就像一个狡猾的人会假装自己是信徒或品德高尚的人那样，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也往往会假装某种不属于他自己的身份。他采取地位比他优越的那些人所使用的整套马车配备，过着和他们一样堂皇的生活。他完全没想到，那种代步的豪华配备与堂皇的生活，如果真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其价值与合宜性也必定是完全在于和优越的地位与财富相称，或者说，在于那种地位与财富，一方面需要那样的配备与生活陪衬，而另一方面，也能够轻松负担那样的配备与生活的费用。许多穷人把他们的面子寄托在被人当成有钱人看待；他们完全没考虑到，那种虚假的名誉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责任”(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么庄严的名词称呼那些愚行的话)，必定很快会使他们沦为赤贫，从而使他们的处境，和从前相比，更加不像他们所爱慕与模仿的那些人的处境。

为了达到这个令人羡慕的处境，那些追逐富贵的人往往过于频繁地舍弃美德之路，因为很不幸的是，通往富贵之路，和通往美德之路，有时候是大相径庭的。但是，雄心勃勃的人往往自以为，在他奋力挺进的那个光辉耀眼的地位上，他将有如此多的资源博得人们的尊敬与钦佩，他将得以有这么合宜出众与这么恩泽广被的行为，所以他未来的品行光辉将会完全掩盖，乃至完全抹去他达到那个崇高地位的步伐所留下的污秽痕迹。在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