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虐者，告诉他们说，他自己过去在凌虐那些落入他手中的他们的同胞时，手段怎样比他们更为巧妙、更富有创意。在他已经被烧焦烫伤，并且在他全身所有最脆弱敏感的部位，被千刀万剐了好几个小时之后，为了延长他的不幸，他通常被允许一阵短暂的喘息时间，从火刑柱上被释放下来。他利用此一喘息的空隙，谈论所有无关紧要的课题，询问家乡的消息，似乎对什么事都很在乎，就是不在乎他自己的处境。在旁观看的那些人，也显露出同样的冷感麻痹；对于眼前这么可怕的一幕景象，他们似乎一点感觉也没有；他们几乎不去看那个囚犯，除了当他们帮忙凌虐他的时候。在其他时候，他们抽烟聊天，任何常见的事物都是他们消遣逗乐的话题，就是不会聊到他们眼前凌虐囚犯的景象，仿佛那回事没在进行似的。据说，每一个野蛮人，一进入年轻时期，便开始为这个可怕的结局做心理准备。为了这个目的，他作了一首他们所谓的死亡之歌，一首当他落入敌人的手中，并且在他们的百般折磨下，即将断气时，他要唱的歌。这首歌的内容，全在侮辱他的凌虐者，以及宣示他对死亡与痛苦一点儿也不在乎。他在所有不寻常的场合都会唱这首歌，当他要出去打仗时，当他在战场上遇到他的敌人时，或每当他决心要显示，他已经为最可怕的不幸做好了心理准备，人力绝不可能使他退缩或改变他的心意时。所有其他地方的野蛮民族，也同样藐视死亡与苦刑折磨。任何一个来自非洲海岸的黑奴，在这方面，所拥有的那一定程度的高贵肚量，常常不是他那卑鄙的主人龌龊的灵魂想象得到的。命运女神对人类最残忍的一次作弄，当在于她使那些英雄民族遭受到连欧洲监狱都不想收容的一群废物的宰制，这群卑劣的家伙，既没有他们所来自的那些国家的美德，也没有他们所前往的那些国家的美德，他们的轻浮、残忍和卑鄙，是这么理所当然地应该使他们遭到被征服者的鄙视。

每一个野蛮人的乡俗与教育，要求他必须学会的这种英勇不屈的刚毅，不是那些在文明的社会中长大与生活的人所需具备的性格。这些文明人，当他们痛苦时如果出声诉苦，当他们遭遇困难时如果悲伤叹气，如果他们纵容自己，因为爱情而软弱，或因为生气而心神不宁，他们通常不难获得原谅。这些软弱的表现，被认为和他们的性格中的根本部分无关。只要他们没有纵容他们自己激动到做出任何违反正义或仁慈的事情来，他们的名誉便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即使他们原本安详宁静的面目，被稍微弄皱了，或他们原本沉着冷静的谈吐举止，稍微受到搅乱。一个有人情味与文明优雅的民族，比较能够感受他人的情感，比较容易体谅热情洋溢与多情善感的行为，也比较容易原谅少许过分的行为。主要当事人也察觉到这一点，既然对他的裁判们的公正有把握，他便纵容他自己比较强烈地表达感情，并且也比较不担心因为情绪过于激动而遭到蔑视。我们在朋友的面前，比在陌生人的面前，更敢于尝试表现我们的情感，因为我们预期前者比后者给我们更多包容。同样的，文明民族的礼仪规则所容许的行为，比野蛮民族所认可的更为热情洋溢。前一种民族，以朋友们之间的开放心胸，互相打交道；后一种民族，则是以陌生人之间的含蓄态度，互相打交道。法国人与意大利人，这两支欧洲大陆最文明优雅的民族，在所有顶多只是有趣的场合，所展现的那种热情爽朗，会使刚到那两国旅行的陌生人大感讶异。那些外来的旅客，由于是在感觉比较迟钝的民族中被教育长大的，从未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看过任何类似的例子，所以无法体会那种热情洋溢的行为。一个年轻的法国贵族，如果被拒绝编入某个军团，会在宫廷众目睽睽之下失声哭泣。杜包(Du Bos)[16](男修道院)院长说，一个意大利人，在被判罚款20先令时的情绪表现，比一个英国人被判死刑时更为激动。西塞罗[17]，在罗马极其优雅有礼的时代，可以在整个元老院和全体人民的面前，尽情哭出他心中的一切悲哀苦涩，而不觉得丢脸；他显然在每一次演说终了时，几乎总是这么做。较早也较粗鄙的罗马时代的那些演说家，按照当时的礼仪习惯，不太可能如此情绪激动地表达他们自己的情感。我想，如果大小西庇阿

(the Scipios)[18]、莱利乌斯兄弟(the Leliuses)[19]和大加图(the elder Cato)[20]等人，也在众人的面前流露这么多的柔情，肯定会被视为不自然与不合宜的矫情。那些古代的英勇战士，能够把他们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条理分明、严谨庄重、智虑通达，但据说，对于在西塞罗诞生前数年，首先由格拉古兄弟(the Gracchi)[21]、克拉苏(Crassus)[22]、苏尔皮奇乌斯(Sulpitius)[23]等人引进罗马政坛的那种雄壮激昂的演说术，他们完全陌生。这种热情洋溢的雄辩术，不管成不成功，在法国和意大利，都已经风行好长一段时间了，只在最近才开始被引进英国。文明与野蛮民族各自要求的克己程度，差异是这么的大，以至他们据以判断行为合宜与否的标准，也有很大的差别。

这种差异导致其他许多比较不是那么根本的差异。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