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宣称，这计划不仅将消除与缓和目前被大家抱怨的种种不便与困苦，而且也将永远杜绝任何类似的不便与困苦复发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常常主张重新塑造政体，主张在某些最根本的部分改变原来的政治体系，尽管在那个体系统治下，一个伟大帝国的子民们，也许在前后连续好几个世纪的时间内，曾经享有和平、安全，甚至光荣。绝大部分的该派党徒，虽然对此一理想的体系全无经验，不过，由于它被他们的领袖们极尽其能言善道的本事描绘得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因此，他们通常会沉迷陶醉于它那虚构的美丽。至于那些领袖们本身，虽然他们起初可能除了自我夸大之外没有别的意思，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却终于成为他们自己的诡辩的受骗者，变得和他们的追随者当中那些最软弱与最愚蠢的人一样，醉心渴望实现这个伟大的改革。即使那些领袖们保持他们自己头脑的清醒，免于这种狂热，而他们通常也的确是这样清醒，然而，他们却未必胆敢辜负他们的追随者的期待；反而常常不得不违背他们自己的原则与良心，做出仿佛他们也受到同一错觉迷惑的举动。该党派拒绝所有暂时舒缓的办法、所有折中调节的方案、所有合理的和解调停，这样激越的行为，由于要求得太多，反而常常什么都得不到；而那些原本只要稍加调节修正或许便可被大部分消除与舒缓的种种不便与困苦，则依旧被留下来，完全没有什么补救的希望。

完全是由博爱与仁慈唤起爱国心的人，对于个人的既得权力与特权，甚至也会给予尊重，而对于国家所构成的那些主要阶级与团体的既得权力与特权，他所给予的尊重就更多了。即使他觉得某些既得权力与特权多少被滥用了，他也将使自己满意于舒缓那些如果没使出巨大的暴力便往往无法消灭的滥权行为。当他无法以道理和劝诱征服那些根深蒂固在人们心中的偏见时，他将不会企图以暴力使他们屈服，而是会虔诚地遵守那一则被西塞罗(Cicero)公正地称为神圣的柏拉图箴言：绝不对他的国家使用暴力，就像绝不对他的父母使用暴力那样。他将使他的各种治理国家的安排尽可能适应国人各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与偏见；他也将尽可能补救因为欠缺国人讨厌服从的那些管制规定而可能产生的种种不便。当他无法建立正确的体制时，他将不会以改良错误的体制为耻，反而会像梭伦(Solon)[29]那样，当他无法建立最好的法律体系时，他将致力于建立他的国人所能容忍的最好的法律体系。

相反，热衷主义或理论体系的人，往往自以为很聪明。他往往十分醉心于他自己的那一套理想的政治计划所虚构的美丽，以致无法容忍现实和那一套理想的任何部分有一丝一毫的偏离。他埋头苦干，一心只想把那套理想的制度全部完完整整地建立起来，完全不顾各种巨大的利益或顽强的偏见可能会起来反对该套制度。他似乎以为，他能够像下棋的手在安排棋盘上的每颗棋子那样，轻而易举地安排一个大社会里的各个成员。他没想到，棋盘上的那些棋子，除了下棋的手强迫它们接受的那个移动原则之外，没有别的移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巨大的棋盘上，每一颗棋子都有它自己的移动原则，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或许会选择强迫它接受的那个原则。如果那两个原则的运动方向刚好一致，人类社会这盘棋，将会进行得既顺畅又和谐，并且很可能会是一盘快乐与成功的棋。但是，如果那两个原则的运动方向恰好相反或不同，那么，人类社会这盘棋将会进行得很凄惨，而那个社会也就必定时时刻刻处在极度混乱中。

某种概括性的，或甚至是系统性的，关于什么是尽善尽美的政策与法律体制的理念，对于引导政治家的思想与见解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一个政治人物，如果坚持建立，而且是坚持立刻建立，且不顾一切反对地建立那个理念似乎要求做到的每一样事物，那他必定常常是自大傲慢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这样的坚持，等于是要把他自己的判断树立为是非对错的最高标准；等于是自以为他自己是全国唯一聪明且值得尊敬的人；等于是自以为他的同胞们全都应该委屈他们自己来配合他，而不是他应该配合他们。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所有政治理论家当中，主权国的君主们显然最具危险性。这样子的傲慢自大，对他们来说，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他们绝不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所以，当这些傲慢高贵的改革者纾尊降贵，沉思默察那个被托付给他们治理的国家的政体时，他们很少看到其中有什么不对劲的事物，比得上有时候也许会反对他们的意志贯彻实行的一些障碍那样的不顺眼。他们不会把柏拉图所提的那一则神圣箴言放在眼里，并且会认为国家是为他们而设，而非他们自己是为国家而设。所以，他们的改革行动的最大目标，便是要消除那些障碍；便是要削弱贵族阶级的权威；便是要拿走各个城市与省份的特权，以及要使国内最伟大的那些个人和最有势力的那些阶级团体，变得和那些最软弱的与最无足轻重的个人与团体一样，无力反抗他们的命令。

第三节 论博爱

虽然我们的有效善行，很少可能延伸至任何比我们自己的国家更广阔的社会，但我们的善意，却没有任何范围的限制，可以包含整个无限的宇宙。我们无法想象任何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