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前文提到书中毫无虚构，我现在要略加修正。我擅自做主替书中人物所编写的话语，皆属我无法亲耳听闻的场合，希罗多德2时代以降的历史学家也用此做法，理由并无二致，都是为了重现生动与逼真的场景，避免枯燥的平铺直叙。为了让本书能吸引读者，私以为如此调整并不为过。聪明的读者应不难发现何处是虚构，能否接受完全取决于个人。

我之所以备感焦虑还有另一个原因，亦即笔下人物泰半是美国人。认识他人本属难事，我甚至认为，除非是自己的国人，否则不可能真正熟识。无论男女，不仅仅是代表自己，更反映出生的地域、是在城市抑或农村学会走路、儿时常玩的游戏、从老一辈听来的传说、习惯的饮食、就读的学校、热衷的运动、阅读的诗篇与信仰的神祇，等等。凡此种种，均造就了一个人的样貌，光凭道听途说不可能通盘了解，必得亲身经历，进而融入自我生命。而既然无法真正了解外国人，充其量只能从旁观察，这类书中人物便不易获得读者共鸣。即使像亨利·詹姆斯这般观察细腻的作家，定居英国四十年之久，也未能创造出百分之百的英国人物。就我而言，我向来只描写自己的同胞，部分短篇故事则属例外，因为这些故事可容我较笼统地塑造角色，提供给读者粗略的线索去想象细节。或许有人会纳闷，若我可以把高更变成英国人，为何不以同样手法处理本书人物？答案很简单：我办不到，若是如此，这些人就失真了。我无意假装成美国人来描写他们，他们都是英国人眼中的美国人。我也未复制他们的说话特色，因为这就好比美国作家硬要模仿英国人的口语，结果只会惨不忍睹。俚俗语更是一大陷阱。亨利·詹姆斯时常在英国故事中使用英式俚语，但就是少了英国人的味道，因此不但无法达到他追求的口语效果，更容易让英国读者感到十分突兀。

2

一九一九年，我前往远东的途中，恰巧来到芝加哥，准备待上两三周（原因无关乎本书，故无须在此赘述）。我当时刚出版一本颇为畅销的小说，才抵达芝加哥就立即接受专访。第二天清晨，电话响起，我接了起来。

“喂。”

“我是艾略特·谭伯顿。”

“艾略特？你不是在巴黎吗？”

“没啊，我和我姐来芝加哥，想请你今天跟我们一起吃午餐。”

“当然好。”

他随即告诉了我时间地点。

那时，我认识艾略特·谭伯顿已有十五年。他将近耳顺之年，身材高挑、举止优雅且五官俊朗，一头波浪般的粗黑发缀着斑白，外貌因而更显出众。他的穿着向来华丽，衣服多购自巴黎的夏尔凡3，但西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