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把西域、西藏、蒙古纳入版图，却因缺乏有效治理（比如对蒙古草原仅靠军事控制），导致边疆长期动荡，最终加速王朝崩溃。

因此，他刻意避免 “重蹈元朝覆辙”，选择 “收缩疆域、深耕中原”，而非 “盲目继承元朝的扩张模式”。

四来是政权稳固的需求，洪武年间老爹的核心精力不在 “对外扩张”，而在 “对内集权”—— 通过清除内部威胁，比如功臣、贪官、豪强，构建 “皇权绝对掌控” 的统治体系，这个过程消耗了他大量时间与资源，根本无暇顾及对外开拓。

就说清洗功臣集团，洪武十三年（1380 年）的胡惟庸案、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的蓝玉案，前后诛杀数万人，其中不乏蓝玉、傅友德、冯胜这样的开国武将，这些人本是潜在的 “扩张主帅”，却因老爹的集权需求被清除，导致军队指挥体系一度断层，没人能担纲大规模扩张的重任；

整顿吏治与抑制豪强也耗费心力，老爹推行 “重典治国”，严惩贪官，比如洪武十八年郭桓案就诛杀了数万名官员，还打击豪强，比如洪武三年迁徙江南富户 14 万户至凤阳，目的就是确保皇权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可这过程需要投入大量行政资源，根本无法同时支撑对外军事行动；

还有构建基层统治体系，老爹推行 “黄册”（户籍）、“鱼鳞图册”（土地）、“里甲制度”，把百姓牢牢绑定在土地上，构建起严密的基层管控网络，这个体系的建立耗时十余年，比如黄册从洪武十四年开始编纂，到洪武二十四年才完成全国普查，需要稳定的内部环境，绝不能因对外扩张而中断。

对老爹而言，“内部稳定” 是 “对外扩张” 的前提，若内部存在功臣夺权、贪官腐败、豪强割据的隐患，即便占领再多土地，也可能因内部动荡而丢失。

所以他才选择 “先安内，再攘外”，甚至把 “不扩张” 写入《皇明祖训》，作为留给后代的 “治国准则”。

说到底，洪武朝的 “理性收缩”，并非老爹 “不想扩”，而是 “不能扩、不必扩”。

老爹本就不是缺乏 “开疆扩土” 雄心的人，早年征战天下的他，本身就是 “扩张型君主”，可明初的现实条件让他不得不收敛锋芒。他的核心目标是 “建立一个稳定、可控、不重蹈元末覆辙的中原王朝”，而非 “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

从结果来看，这种选择是成功的 —— 洪武朝结束了元末战乱，恢复了中原民生，构建了稳固的统治基础，也为永乐年间的 “郑和下西洋”“五征蒙古” 等扩张性行动，埋下了坚实的伏笔。

不过，今日朱槿这一系列想法，却给了朱元璋新的希望 —— 原来真有既能恢复民生，又能发展经济的法子。这份希望像一簇火苗，让朱元璋原本趋于平静的内心，看着朱槿拿出得舆图，又重新躁动了起来。

朱元璋的目光牢牢锁在朱槿脸上，手指在舆图的黄河河道上轻轻敲击，节奏不快，却带着帝王特有的威压，语气里既有探究的锐利，又藏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期待：“兔崽子，别跟咱玩虚的，有什么想法痛痛快快说，别绕圈子！”

朱槿闻言，猛地挺直脊背，原本略带随意的姿态瞬间变得挺拔如松，眼底像是燃着两簇火焰，明亮得几乎要灼人，没有半分犹豫，声音掷地有声：“爹，儿子的想法很简单，先让天下百姓吃饱穿暖 ！”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舆图上中原腹地的密密麻麻的府县标记，语气沉了几分，却多了几分运筹帷幄的笃定：“然后把国库填实了！等百姓有了余粮、余布，咱就打通两条路 —— 陆路修通到西域的商道，让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运过去，换回来西域的良马、药材、玉石，沿途设驿站、建商栈，让商队走得安稳；海路派船队去爪哇、暹罗、西洋琐里，咱的船大、货好，定能赚得盆满钵满。到时候国库充裕了，养兵、修城、办新政，都不用再抠抠搜搜！”

说到最后一步，朱槿的声音陡然拔高，像是惊雷滚过庭院，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气，连站在一旁的朱标都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袖。他往前踏出一步，几乎要贴近朱元璋，目光灼灼地盯着父亲，一字一句，每个字都像是砸在青砖上，铿锵有力：“第三步，就是往外打！不是像以前那样，把北元赶跑、把土司打服就完了，而是要把那些土地实实在在收归大明！北元的草原要设卫所，安南的城池要置州县，西域的绿洲要迁百姓，甚至那些远在海上的岛屿，只要能住人、能产粮，就该插上咱大明的龙旗！爹，您以前说的‘不征之国’，在儿子这儿不算数 —— 只要是能让咱大明百姓安居乐业的土地，只要是能让咱大明千秋万代强盛的地方，就没有‘不能征’的道理，就该是咱朱家的江山！”

话音未落，朱槿猛地抬手，指尖重重戳在舆图中央，再顺着舆图边缘狠狠划了一圈，最后停在舆图外的空白处，眼神里满是睥睨天下的豪气，一字一顿道：“爹，儿子就一句话 —— 我要让这日月照得到的地方，每一寸土地，皆是大明的疆土！”

这话像一道惊雷劈在殿中，朱元璋浑身一震，手里的茶盏差点脱手，他怔怔地看着朱槿，眼底先是震惊，随即被一股更炽热的情绪取代 —— 他征战一辈子，见过的雄心壮志不计其数，却从未有人敢说出 “日月之下皆是明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