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南德斯医生。

“我有一个，呃，肿块切除了，现在疼得厉害，”我说，撩起衣服给她看，“我回去之后会去看我的私人医生。”——撒个小谎，我理论道——“但我希望你能给我开点药，缓解疼痛，直到我顺利返程。”

她检查了刀口，用手指按压，我则疼得紧咬牙关，真想踢她的脑袋。“疼痛是因为感染了，”她说，“一周前你就应该拆线了。”

“我以为它们会自己溶解。”

“会溶解的不是这种线。我给你做个局部麻醉，一开始会疼，等一会儿就会好很多。”她把一只巨大的注射器扎入我的肚皮，左推一下，右推一下，在我皮下灌满了冰冷的液体。

“还——是——疼。”她拔出针头时我倒吸一口气。

把注射器扔进一只医用垃圾桶后，她微笑着对我说：“现在不那么疼了，对吧？”

我做了个鬼脸，虽然疼痛变成了一种刺痛。或许局部麻醉将助我度过接下来的几个月。但还是需要找一位内科医生——除桑德斯医生以外——愿意接受非处方诊疗的医生。可能会比较麻烦。

埃尔南德斯医生用镊子把血淋淋的缝合线从我的皮肤里拽出来，清洗伤口，让我一周内按时擦消炎药膏，更换绷带。然后递给我一张抗生素处方。“这应该能快速消炎。过一两天你就会感觉好很多，但在吃掉最后一粒之前不要停止用药。如果不注意，刀口会恶化。我见过有的病人因未遵医嘱，结果导致败血性休克。”

谢过她这令人振奋的叮嘱，我回到休息室。“都妥了。”我告诉米拉格罗斯。

她点点头，然后用胳膊环着我的胳膊。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诊所：我斜靠在一位年长女性的身旁以求力量，而她搀扶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娇弱的小姑娘。她扶我上皮卡后，我哭了起来。她给予的安慰、善意和微妙的母性抚慰着我，同时也让我想起不曾奢求过的东西。因为那一刻，我所渴望的并不是丈夫出柜前的生活，也不是踏入桑德斯医生办公室之前的片刻，不是保罗和父亲这两位世界上最最爱我的人。而是，我的母亲。

米拉格罗斯似乎明白我哭泣的原因并非疼痛：“姑娘，没关系。不论是什么，都会过去的。此刻你在这里，你还活着。”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双手捂着嘴说，“我不应该在这里，还活着。”我回想到飞机失事，卡车差点撞飞我，更不用说癌症。难道这些不正是表明了我的生命注定短暂，平淡无奇？

“谁告诉你的？”米拉格罗斯说，但语气不无关切，“你在你应该在的地方，直到这段时间过去，然后你不再需要待在这里。王子或乞丐，这就是命运给我们每个人的安排。”

如果真如她所言，那么为什么我会被安排到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在岛上的泥土小路上开吉普？为什么我会像母亲一样，迅速而悲惨地死去？

我看向窗外的野马群，但那里没有隐藏的提示或答案。只有大树、灌木丛和藤蔓，模模糊糊地汇聚于远方的一抹绿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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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埋葬在底特律郊外，离我家有三小时车程，她的父母和很多亲戚都葬在那里。

可是我觉得她似乎埋在乌兹别克斯坦那么遥远的地方。现实中的近距离仍无法让我与之交流沟通，我感到很愤怒。这种地表与地下之隔，却让她离我更远。

也许正因为如此，母亲逝去后的最初几个月——实际上是我们的逝去，我们所熟悉的家庭已经死在了她旁边——只要我们要求，父亲便尽可能多地载我们去公墓看望母亲。接着，经过几个月疲惫的周末往返，父亲不再接受我们的要求了。“我累了，而且我的亲戚们也不太欢迎我们再度留宿了。”他告诉我们，指的是每次我们去看望母亲时落脚歇息的亲戚家，“我们很快会再去看母亲的，只是不是现在，好吗？”

我觉得不好，但并没有说出口，而是决定用剪刀把自己的鬈发剪掉。保罗感觉到大灾难正在酝酿中，很快来到浴室，当时我已经开始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伸出手要剪刀，我递给了他。

“你不可以告诉爸爸你剪头发是因为他不带我们去看妈妈了。”

他很努力地帮我整理头发，好让我看起来不像是刚把脑袋塞进了电风扇。

“好吧。”

“丽比，拜托了，”他说，一面“咔嚓咔嚓”摆弄剪刀，“你不可以这样。他已经够难受了。假装是因为口香糖粘住了头发。告诉他你烦透了那些小孩往你的鬈发上粘口香糖。只是，这并不是因为公墓，好吗？”

我没作声，但当晚见到父亲时，我使劲咧开嘴微笑，达到脸部所能做到的极限，好像被笑星挠痒痒逗乐似的。他也以微笑回应，我这才意识到保罗阻止了一场我们三人之间的相互伤害。

这就是保罗——一切问题的维修工，丽比·米勒的拯救者。我需要他，也许更重要的是，我需要确保疑心越来越重的汤姆不会招致保罗知道我所隐瞒的真相。

所以在米拉格罗斯送我回到小屋后，我就吃下一把抗生素和消炎药，接着好不情愿地给保罗打了电话。可是，他接通电话时，我实在无法说出口，只是坐在床脚对着电话痛哭起来。

“发泄出来吧，”保罗安慰道，“能听到你哭我也松口气了。我知道这事对你来说有多么糟糕，闷在心里也解决不了问题。”

“呜哇——”我号啕大哭起来，虽然知道保罗指的是汤姆，但听他肯定地评价我所经历的事很糟糕真的很舒服。确实糟糕透顶。腹部的裂缝很疼，而心口更疼。就像我的肿瘤，心中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