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关好了房门，拉着郝师爷坐下细问。

“宿州这件案子任谁沾上都得脱层皮。我先前和古老弟说过，此番巡抚怕是保不住顶子了，谁曾想布赫藩台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这主意出得真叫一个阴损毒辣，硬是要把这件湿布裳罩到乔大人头上。”郝师爷说着气不打一处来。

“你先别发脾气，说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案子？”古平原说。

郝师爷就着灯点燃手中的烟袋锅子，长长吸了一口，像是在想怎么措辞，后来还是干脆地说：“是一件假的谋逆案。”

这话说得出奇。谋逆是天下第一大案，《大清刑律》第一条就是“谋反大逆，无分首从，凌迟处死”。从举发、侦办到审理、结案，必然是县、府、道、省直到刑部、大理寺，层层审办，既不容轻纵，也难以构陷，因为经手的衙门实在太多，其中必有良心未泯的能员干吏，倘有冤枉情事，一定会详推疑点，为其翻案。何况还有都察院御史在朝，这样的大案子如果冤枉，岂能逃出他们的耳目。

“话是没错。可惜呀，一个糊涂官碰上一个迂腐人，一帮不怕死的愚民遇见了一营敢作孽的官兵，就闹出了一件大清开国以来少有的冤案。”郝师爷敲了敲烟袋锅子，看了一眼乔鹤年，“大人虽然接了这个差，听到的只是官话，只怕也是不明内情。这件案子，藩台衙门的书办讲起来像说大书，把我也听了个瞠目结舌。”

话说那是半个多月之前，程学启自宿州领着一万人反了朝廷，宿州属凤阳府地界，该地的知府姓于，素有“糊涂鱼”之称，听到这个消息吓得魂飞天外。程学启在他的属地虽然一向是朝廷与长毛两不相帮，可毕竟是朝廷的子民，平素也算地方绅士，自己去年过寿，他还送了五百两银子的贺仪。自己更是因为有程学启在，长毛土匪不敢轻易犯境而沾沾自喜，想不到这程学启居然说翻脸就翻脸，一下子在自己境内闹出这么大一件案子，将来追究起来，“玩忽职守，养痈为患”这八个字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最好的补救方法莫过于把程学启擒回来，于知府倒还有点自知之明，不敢做此想，于是退而求其次，打算在宿州掘地三尺，先抓一批程学启的余孽，也算将功补过。此时有人警告他，程学启为母报仇才反了朝廷，足见此人重情重义，倘若于知府抓了他的亲朋好友，程学启挥师杀到，就凭驻守宿州的这一营绿营官军，只怕不够程学启磨刀。

一句话又吓住了于知府，思来想去左右为难，既怕朝廷降罪又怕得罪程学启，实在没办法，只好用了手下师爷出的一个计策。他命人贴出告示，传令凤阳府各县各镇，凡是听闻有对朝廷不满或者造反实迹者，皆可到官府报案，一旦侦实，重重有赏，赏银至少五百两。五百两银子可供小康之家几年的花用，至于贫苦百姓那更是可以借机买地翻身，把日子过得殷实起来。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几天工夫，接二连三有人到官府出首，可是真一查问，不是与人有仇借机报复，就是子虚乌有意图诈财，连个造反谋逆的影子都没有。

平素怕有人造反谋逆，这时候却怕抓不到重犯不能“将功赎罪”，把个“糊涂鱼”愁得茶饭不思，就在此时有人密报，说是宿州与山东交会处的龙脊山有一个“张七先生”，聚众讲学，讲的却又不是孔孟之道，也不是黄老之学，而是自成一派，自封“圣人”。而且“赴宿州一带勾匪，定期起事，先取宿州、后取凤阳”。

说得有板有眼，于知府先喜后愁，喜的是这一回抓住了聚众造反的谋逆重犯，可以弥补程学启一事之失，愁的是不知道聚在一起的匪徒到底有多少人，就凭手下这一营绿营兵能不能打赢，倘若打输了那更是罪上加罪。

正在这个时候，袁甲三要各地属官齐聚省城，于知府当然也要赶去，便把绿营的石管带找来面授机宜，说是“宁枉勿纵，谨慎从事”。

石管带一贯“喝兵血，吃民膏”，手下这群兵打仗不行，却是出了名的欺软怕硬“剿民不剿匪”。听说有个读书人聚众造反，都兴奋得不得了，一个劲儿地撺掇石管带带队出征。石管带也是一心想发笔横财，早就把“谨慎从事”四个字抛之脑后，反正有知府大人“宁枉勿纵”的命令，他点齐了手下两千兵马，星夜赶到了龙脊山。等到了山底下，石管带派人一查看，这才发现“张七先生”的家业不小，龙脊山本颇荒僻，自“张七先生”筑室定居并聚徒讲学以来，连年置田筑室，大兴土木，致“屋宇鳞次”，遂渐成了市集。

要说这“张七先生”只是好名，他仗着有些才学，以圣人自居，凡门徒参拜要以泥敷面，九叩九拜，不过是装神弄鬼罢了。而且他“垒石为寨，自筑大寨门于山巅，引河水环山麓”，这般声势也难怪人家起疑心。

但是不管怎么说，地方官有牧民之责，遇到这样的大案，一定要先传唤主犯到堂，给人一个自辩的机会，从来没有说手上一点真凭实据没有就派大军进剿的道理，然而如今凤阳府就这么做了。

石管带一见龙脊山寨的规模就知道攻陷山寨后必有所得，于是先派人喊话，话中威胁之意甚浓，几乎就是认定了“张七先生”谋反造逆。偏偏这个“张七先生”为人迂腐，认为自己不过是自成一派，聚集门徒讲学，乃是效仿孔子之举，乃当世圣人。石管带口口声声说他谋反，张七先生认为自己无罪，倘若出寨受缚便与自认其罪无异，于是号令门徒闭门不出。

“抗拒朝廷，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