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泽鲁巴比尔·吉鸿先生给我们讲巴比伦畜生怎样征服耶路撒冷和我们的圣殿，把它们夷为平地。通常他以牺牲妻子为代价开玩笑：如果吉鸿太太那时住在耶路撒冷，巴比伦人一定九死一生。他抓住时机解释“九死一生”这个表达方式。

妈妈说：

“我们那个慈善学校里有个孤儿，叫亨利埃塔，五六岁的样子，长了一脸雀斑。她突然开始叫我妈妈，不是用希伯来语，而是用意第绪语，‘妈咪’，告诉大家我是她妈妈。我难以决定如何是好。是告诉她我不是她妈妈，她妈妈死了？可我怎能让她妈妈死两回呢？还是不做出反应，等她缓过神来？可是其他孩子嫉妒又怎么办？”

爸爸说：

“挺难的。从道德角度看。怎么做都会有人痛苦。想想我的书：谁会看呢？都没生命力了。”

我在东宫没找到邓洛普军士。节日过后，我又去找了他三次，还是没能找到他。即使秋天来了，低垂的浓云笼罩着耶路撒冷，让我想到世上并非只有夏天，想到潜水舰和地下战士，也仍然没有找到他。

我想，也许他已通过复杂的密探和双重间谍网络发现我背叛了他。我和雅德娜说了他的事，她那天夜里说给了她受伤的战士，他说给了地下组织，他们也许把他绑架了。或者相反，也许在我们见面时，刑事调查部的人跟踪我们，邓洛普军士因为叛变而遭到监禁，也许因我之故，他被逐出他所挚爱的耶路撒冷，被放逐到某个遥远的帝国哨所，到新喀里多尼亚、新几内亚，也许是乌干达或坦噶尼喀？

给我留下了什么？只有一本他送给我的希英对照的袖珍版《圣经》。我还留着。我不能把它带到学校，因为里面包括《新约》，吉鸿先生说《新约》是部反犹的书。（但是我看了，我在里面看到了叛徒犹大的故事。）

我为什么不给邓洛普军士写信呢？首先，他没给我地址。其次，我恐怕他接到了我的信，也许会遇到更大的麻烦，他们甚至会重罚他。再次，我得跟他说什么呢？

而他呢？他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因为他不能。毕竟，我连名字都没有告诉他。（“我叫普罗菲，”我对他说，“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并非完整的邮寄地址。）

你在世上什么地方，邓洛普先生，我腼腆的敌人？无论你到了哪里，在新加坡，还是在桑给巴尔，你为自己找到了另一个朋友代替我吗？不是朋友，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尽管那样描述并不对。那么该是什么？我们之间是怎么回事？直至今天，我仍无法向自己解释那是怎么回事。你是否还记得我给你留的家庭作业？

我能讲就讲。

我有两个熟人住在坎特伯雷。十年前，我给他们写信，询问他们是否能够找到他。

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