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起要买几张邮票,于是我们在邮局门口停了下来。
我走出邮局时,和一个正要进来的小个子男人撞在了一起。我赶紧闪开并道歉,就在这时,他大叫一声,抱住了我,热烈地亲吻我。
“亲爱的黑斯廷斯!”他大喊,“真的是亲爱的黑斯廷斯!”
“波洛!”我也喊了起来。
我回到马车那里。
“我很高兴见到了老朋友,辛西亚小姐。这位就是我的老朋友波洛先生,我好多年没见他了。”
“哦,我认识波洛先生,”辛西亚快活地说,“可我没想到他也是你的朋友。”
“没错,真的,”波洛一本正经地说,“我认识辛西亚小姐,我能到这儿来全靠善良的英格尔索普太太。”看到我好奇地看着他,他又说,“是的,我的朋友,她友好而殷勤接待了我们这七个从祖国逃亡的乡巴佬儿。我们比利时人永远感激她。”
波洛是个外表非凡的小个子男人,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但举止稳重庄严。他脑袋的形状像个鸡蛋,而且他还喜欢把头稍稍偏向一侧。他的胡子硬邦邦的,像军人的胡子。他的着装整洁得惊人,我深信,一粒灰尘落在他身上,简直比让他吃颗枪子儿还难受。这个时髦的小个子如今步履蹒跚,这让我很难过,可他原来是比利时警方最著名的成员之一,作为一个侦探,他极具天赋,成功地侦破了一些当时最难的案件。
他给我指了指他和比利时同胞居住的小屋,我答应近期内去看他。之后,他向辛西亚夸张地挥了挥帽子,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他真是个可爱的小男人,”辛西亚说,“没想到你也认识他。”
“你们无意中款待了一位知名人士。”我回答道。
在回家的路上,我向他们讲述了赫尔克里·波洛的种种战绩和成就。
我们带着欢乐的心情回到家里。走进门厅的时候,英格尔索普太太从她的“内室”中走出来。她看上去面红耳赤的,心情似乎烦乱不已。
“哦,是你们。”她说。
“出什么事了吗,艾米丽阿姨?”辛西亚问。
“当然没有,”英格尔索普太太严厉地说,“会有什么事?”看到女佣多卡丝走进餐厅,便吩咐她拿些邮票到她房间。
“是,太太。”老女佣迟疑了一下,小心地补充道,“太太,您是不是需要去床上休息一下?您的样子很疲惫。”
“也许你是对的,多卡丝——是的——不——现在不行。我得在邮局关门之前写好这几封信。你按我说的在房间生火了没有?”
“是的,太太。”
“那我晚饭后直接去休息。”
她又走进自己的房间,辛西亚凝视着她的背影。
“天哪,究竟怎么了?”她对劳伦斯说。
可他似乎没听见,一言未发地转身走了出去。
我建议吃晚饭之前打一场快球赛,辛西亚答应了,于是我跑上楼去拿我的球拍。
卡文迪什太太正好下了楼梯。也许是我的错觉,可她的确显得有点古怪、不安。
“和包斯坦医生散步了吗?”我问,尽量装得若无其事。
“没去,”她仓促地回答道,“英格尔索普太太在哪儿?”
“在内室里。”
她的一只手紧紧地握着楼梯扶手,像是鼓起勇气似的,急急地从我身边走过,下楼穿过大厅,朝内室走去,在身后关上了房门。
几分钟后,我跑向网球场。途中,我从内室敞开的窗户下经过,无意间听到了下面这些对话片段。玛丽·卡文迪什的声音极其克制:
“就是说你不给我看了?”
英格尔索普太太回答道:
“亲爱的玛丽,这完全无关紧要。”
“那就给我看。”
“我跟你说过不是你想的那样。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玛丽·卡文迪什的声音更痛苦了:
“当然,我早该知道你会偏袒他。”
辛西亚正在等着我,热切地迎过来说:
“瞧,已经大吵一架啦!多卡丝都告诉我了。”
“谁吵架?”
“艾米丽阿姨和他。我真希望她能看清楚这个人!”
“多卡丝当时在那儿吗?”
“当然不在。她‘只是碰巧经过房门’。这下算是撕破脸了。咱们要是能知道全部情况就好了。”
我想到了雷克斯太太那张吉卜赛人的脸,还有伊芙琳·霍华德的警告,但我决定明智地保持沉默,而辛西亚则挖空心思地假设了每一种情况,兴致勃勃地希望“艾米丽阿姨会把他赶出家门,再也不跟他讲话”。
我急着想见约翰,可哪儿都找不到他,显然那天下午发生了严重的事情。我努力想忘记自己无意中偷听到的话,可它们总是回荡在我脑中。玛丽·卡文迪什关心的是什么事?
我下楼吃晚饭时,英格尔索普先生正坐在客厅里。他一如平常那样面无表情,我再次感到了这个人的怪异。
最晚下楼的是英格尔索普太太,看起来仍然很是不安。席间,大家都不自然地沉默着,英格尔索普尤其平静,和平常一样,他不时向妻子献一献殷勤,在她背后放个靠垫,完全一副忠实丈夫的样子。吃完饭,英格尔索普太太又迅速回自己房间了。
“拿我的咖啡来,玛丽,”她喊道,“还有五分钟邮差就下班了。”
我和辛西亚走到客厅敞开的窗户前,坐了下来。玛丽·卡艾迪什给我们端来了咖啡,显得很激动。
“你们年轻人喜欢灯光亮一点还是昏暗一点?”她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