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保存了起来。”

　　“所以，她丈夫撬了文件箱是为了找那封信吗？”

　　“没错。而且从他甘冒这么大的风险我们可以看出他绝对意识到它有多重要了。除了那封信，绝对没有什么可以把他和犯罪联系在一起了。”

　　“只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他拿到信之后为什么不立刻烧了？”

　　“因为他不敢冒最大的风险——带在自己身上。”

　　“我不明白。”

　　“从他的角度来看一看。我发现他只有短短的五分钟来处理这封信——五分钟后我们就进入现场搜证，那个时间安妮正在打扫楼梯，如果有人去右侧她就能看到。自己想象一下吧！他走进房间，用其他房间的钥匙打开了门——它们十分相像。他急忙走向文件箱——锁着的，钥匙也不见了。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表示他在房间里的事没能像他希望的那样隐瞒住。但是他很清楚，为了这张该死的证据他必须承担所有的风险。他用一把小刀撬了锁，翻了里面的文件，发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

　　“但是现在有了新的麻烦：他不敢把那张纸带在身上。可能有人会看到他离开房间——他可能被搜查。如果在他身上发现了这张纸，就都完了。可能在这一刻他听到了楼下韦尔斯先生和约翰离开了内室，他必须迅速行动起来。他能把这可怕的纸放在哪儿呢？废纸篓里的东西都被存了起来，而且肯定会受到检查。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烧毁它，而且他也不敢留着它。他看看四周，于是他看见——你认为是什么，我的朋友？”

　　我摇摇头。

　　“他立刻把这封信撕成长而细的小条，卷成卷儿，然后塞进壁炉台上花瓶中的其他纸捻之间。”

　　我惊叫起来。

　　“没人会想起来朝那儿看，”波洛继续说，“等他闲了的时候就能回来烧掉这唯一不利于他的证据。”

　　“所以，从始至终，它都在英格尔索普太太卧室的花瓶里，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我大喊。

　　波洛点点头。

　　“是的，我的朋友。那就是我发现我的‘最后一环’的地方，而且我应该把这个十分幸运的发现归功于你。”

　　“归功于我？”

　　“是的。你还记得吗，你跟我说，我在摆弄壁炉台上的装饰品时，手在颤抖？”

　　“是的，可是我没看见——”

　　“没错，但是我看见了。你知道吗，我的朋友，我记得那天一大早，我们一起在那儿的时候，我把壁炉台上的东西整理了个遍。而且，如果它们已经被整理过了，就不需要再整理了，除非，在这段时间里其他人动过它们。”

　　“哎呀，”我嘀咕着，“这说明了你异常的举止。你冲到斯泰尔斯，发现它仍在那儿？”

　　“是的，这是在跟时间比赛。”

　　“可我还是不明白，明明英格尔索普有很多机会可以烧了它，为什么他这么笨，让它留在那儿？”

　　“啊，他没有机会。我看到了。”

　　“你？”

　　“是呀，你还记得吗，你责备我在这件事情上把这一家人都当成了知己？”

　　“记得。”

　　“哎，我的朋友，我看到只有一个机会。那时候我不确定英格尔索普有罪，但如果他是我推断的那样，那他身上就不会带着信，但是会把它藏在某个地方，通过全家人的帮助，我能有效地阻止他烧毁信件。他已经受到了怀疑，而通过把这件事公之于众，我就会得到十多个业余侦探的服务，他们会不间断地监视他。知道自己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他不敢轻举妄动去烧毁这证据。因此他只好离开这幢房子，把它留在花瓶里。”

　　“但是霍华德小姐肯定有足够的机会帮助他。”

　　“没错，然而霍华德小姐不知道有这封信。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她决不能跟英格尔索普说话。他们应该是死对头，除非约翰·卡文迪什被定罪，否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敢冒险见面。当然我有个看守一直监视着英格尔索普先生，希望他迟早会把我带到藏匿地点。可他太狡猾了，没有冒一点儿风险。那封信所在的地方很安全，既然第一个星期里没有人想到去那儿看看，那么以后也不可能想起来。要不是你那幸运的一句提示，我们也许永远都不能把他捉拿归案了。”

　　“现在我明白了，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霍华德小姐的？”

　　“审讯时，她说她收到英格尔索普太太一封信，但我发现她撒谎了。”

　　“哦？撒了什么谎？”

　　“你见过那封信了吗？你能回忆起它的大致样子吗？”

　　“嗯，差不多吧。”

　　“那你肯定能想起来英格尔索普太太字写得非常特别，字距很大。但是如果你看看信上面的日期，就会注意到，‘七月十七日’这几个字有问题。你明白我说的吗？“

　　“不，”我承认，“不明白。”

　　“那封信不是十七日写的，而是七日写的，即霍华德小姐离开之后的那天，难道你不明白吗？‘7’前面加个‘1’就变成了‘17’。”

　　“可是为什么？”

　　“我也是这么问自己的。为什么霍华德小姐要隐瞒那封写于十七日的信，而拿出一封假的呢？因为她不愿意拿出十七日的那封。为什么？我立刻产生了怀疑。你应该记得我说过，小心那些对你撒谎的人，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增长智慧。”

　　“可是，”我愤愤地大声说道，“之后你告诉我了两个霍华德小姐不可能犯罪的原因！”

　　“而且也是正确无比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