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递过来的纸条还带着机油味。

沈前锋展开，上面只有两行字：福煦路396号，找苏小姐。背面是用铅笔写的潦草警告，墨迹几乎要晕开：“租界今夜有抓捕，勿出门。”

“苏小姐？”沈前锋抬头。

修理铺里光线昏暗，老陈蹲在一台拆开的收音机前，头也不抬：“你说是陈默的朋友，就够了。”他手里的螺丝刀停在半空，“昨夜枪声听见了？”

“听见了。”

“那只是开始。”老陈终于转过脸，脸上有长期熬夜留下的暗沉，“法租界最近不安稳，巡捕房和日本人走得太近。你要找的人……最好白天去。”

沈前锋收起纸条，从钱夹里抽出几张钞票放在工作台上：“还有什么该知道的？”

老陈盯着钞票看了几秒，伸手收进围裙口袋，起身走到门边，挂上“暂停营业”的木牌。铺门吱呀一声合拢，室内的空气更沉闷了。

“巡捕房有个华人探长，姓杜。”老陈压低声音，“在法租界混了二十年，从巡街混到探长，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卖。你要打听昨夜的事，找他最快。”

“地址？”

“贝勒路巡捕房，三楼最里间。但直接去不行。”老陈转身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名片，纸质粗劣，印着“大昌货栈”几个字，“拿这个去，就说要订两箱南洋橡胶。他会明白。”

沈前锋接过名片：“价钱？”

“看你要问什么。”老陈重新蹲回收音机前，“租界的规矩，情报分三级：街面消息五十大洋，内部动向二百，要命的事……五百起步，还不一定有。”

五百大洋。

沈前锋在心里迅速换算。这个数目不小，相当于他空间里那些盘尼西林黑市价的四分之一。但昨夜黄英被追捕的情形还印在脑子里——她闪避的动作里有种罕见的狼狈，那不是演戏。

“我要昨夜抓捕的内情，谁下的令，目标是谁，现在人在哪。”沈前锋说。

老陈手里的螺丝刀“叮”一声掉在铁皮桌上。

他慢慢站起来，盯着沈前锋看了足足十秒钟：“你确定？这种消息，杜探长未必肯卖，就算肯，价格可能翻倍。”

“钱不是问题。”

“有时候问题不是钱。”老陈摇头，“是知道以后怎么办。有些事知道了，就得选边站。在上海，选错边的人活不过三天。”

沈前锋没有接话。他走到窗边，掀起百叶窗一条缝。外面是闸北典型的里弄景象，晾衣杆横七竖八，几个女人在井边洗衣服，孩子追逐打闹。看起来平静得不像话。

但昨夜枪声响了七分钟。

“我去见他。”沈前锋放下百叶窗。

老陈叹了口气，从柜台底下摸出一把钥匙：“后门出去，右转第三个巷口有辆黄包车，车夫姓刘。坐他的车去，路上别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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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勒路巡捕房是幢三层红砖建筑，法式风格，但维护得不好，墙皮脱落了好几块。门口站着两个安南巡捕，皮肤黝黑，端着步枪，眼神空洞地看着街面。

沈前锋没走正门。

按照老陈的交代，他绕到建筑侧面的小巷，那里有道不起眼的铁门。敲三下，停两秒，再敲两下。

门开了条缝，露出一只眼睛。

“找谁？”

“杜探长，订橡胶的。”

门开了。里面是个瘦高的年轻人，穿着不合身的巡捕制服，袖口磨得发亮。他上下打量沈前锋，侧身让开：“三楼，楼梯口右转到底。”

楼道里弥漫着霉味和烟草的混合气息。墙壁上贴着泛黄的通缉令，照片里的人面目模糊。走到二楼时，楼上传来咆哮声，夹杂着上海话的咒骂和什么东西砸碎的声响。

沈前锋脚步没停。

三楼最里间的门虚掩着，门牌上写着“档案室”。他推门进去，房间比想象中大，堆满了铁皮柜和纸箱。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正用放大镜看一张地图。

男人抬起头。他脸型方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的不是制服而是深灰色长衫，右手食指戴着一枚玉扳指。

“杜探长？”沈前锋关上门。

“坐。”杜探长放下放大镜，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大昌货栈的老陈介绍来的？”

沈前锋递上名片。

杜探长扫了一眼，随手丢进抽屉：“两箱南洋橡胶，市价二百四，我这儿三百。要现货加五十，三天内到货再加三十。”他说话时眼睛一直盯着沈前锋，“不过我看你不是来做生意的。”

“我想打听点事。”

“当然，来我这儿的都是打听事的。”杜探长往后靠进椅背，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规矩知道吗？”

“知道。”

“那说吧，哪一级？”

“要命的那级。”

敲击桌面的手指停下了。

杜探长眯起眼睛，重新打量沈前锋。这次看得更仔细，从皮鞋到西装料子，再到手腕上那块看起来普通但走时精准的腕表。

“要命的消息我这儿很多。”杜探长缓缓说，“但得看问的是谁的命。如果是你自己的命，三百大洋我告诉你最近该躲着谁。如果是别人的命……”他顿了顿，“那得看这别人值多少钱。”

“昨夜法租界的抓捕。”沈前锋直接切入正题，“谁下的令，目标是谁，人现在在哪。”

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杜探长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他伸手从抽屉里摸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点燃，深吸一口，烟雾在昏暗的光线里盘旋上升。

“五百。”他说。

沈前锋从内袋取出钱夹，数出五张百元面额的法币，放在桌上。

杜探长没看钱，而是盯着沈前锋的眼睛：“再加二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