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其诱惑，甚至也不能察觉其诱惑。可怜的人啊，他完全是被动的。对此，波德莱尔自己有至深至切的感受：

?

　　魔鬼不停地在我的身边蠢动，

　　像摸不着的空气在周围荡漾；

　　我把它吞下，胸膛里阵阵灼痛，

　　还充满了永恒的、罪恶的欲望。

—— 《毁灭》

?

波德莱尔所以有这种切肤的感受，是因为他认为恶与生俱来，就在人的心中。他赞扬拜伦，因为拜伦的诗“放射出辉煌的、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人心中潜伏着的地狱”。因此，人的快乐，尤其是爱情的快乐，就成了恶的最肥沃的土壤。他在日记中曾写守这样的话：“爱情之唯一的、最高的快感就在于确信使对方痛苦。男人和女人生来就知道，一切快感都在痛苦之中。”相爱的人如此，就更不用说世间的各种色相了。

?

　　波德莱尔相信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生而有罪，他的本性已经了堕落，他唯有顽强地与自己的本性作斗争，才有希望获得拯救。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即一切顺乎本性的、未经人的努力改变过的东西，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对他来说，都是恶活动的领域或者结果。他说：“恶不劳而成，是天然的，前定的；善则是某种艺术的产物。”这里的 “艺术”包含有“人工”、“人为”的意思。这种观念来自古希腊的柏拉图，但也与我国两千多年前的荀子的观点惊人地一致。《荀子·性恶》曰：“今之人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仪然后治。”又曰：“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即“人为”之“为”。两相比照，何其相似。由此可知，人性恶乃是古今中外相续相传亦相通的一种观念。然而，恶也并非一种绝对的消极，在波德莱尔看来，恶具有一种净化的作用，是通向善的桥梁。他在《祝福》一诗中写道：

?

　　感谢您，我的上帝，是您把痛苦

　　当作了圣药疗治我们的不洁，

　　当作了最精美最纯粹的甘露，

　　让强者准备享受神圣的快乐！

?

正如岱奥多·德·邦维尔所说：“痛苦！无论是他的，还是别人的，他都爱、都崇拜；他不掩盖，也不否认，他把痛苦当作上帝给予我们赎罪的途径来歌颂赞美。”实际上，波德莱尔“歌颂赞美”的，并不是恶本身，而是恶之花，是从恶中挖掘出来的美。所谓“恶之花”，就是“恶的意识”的艺术表现，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就是高尔基所说的：“生活在恶之中，爱的却是善。”

?

　　恶的问题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波德莱尔显然不是最早谈论恶的人，但他是最早明确地宣称可以从恶中发掘出美的人。在作品中以恶为主题，描绘丑恶的形象，这并不是波德莱尔的专利，甚至也不是波德莱尔的特点。在他作为诗人活动的年代里，就文学作品描写死尸、坟墓等丑恶恐怖的形象来说，他要算是比较克制拘谨的一位，因为他关心善恶的问题。他否认美与善的一致性，唯美主义者也否认美与善的一致性，但是，后者的出发点是根本否认善恶的概念，而波德莱尔则是在善恶的观念之上建立起他的恶之花园的。

?

　　因为波德莱尔把善恶之间的冲突作为他的诗歌创作的出发点，所以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抗性。他从不逃避现实，而是试图用反抗来批判现实。整个一部《恶之花》就是一部战斗的记录，只不过他是一个失败者罢了，然而他并不是一个认输的失败者，他始终怀着失败了再干的精神和勇气。

?

　　总之，《恶之花》的基本思想是“恶的意识”，也就是说，诗人对恶的存在及其表现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态度，他不是被恶吞噬，在恶中打滚，高唱起恶的颂歌，而是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正视恶，认识恶，解剖恶，从中发掘出美。波德莱尔不甘心沉沦，不愿与恶为伍，他在恶的包围中向往着善和美。

?

第四章 一个世纪病的新患者

?

　　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欧洲资产阶级文学中出现了一群面目各异却声气相通的著名主人公，他们是歌德的维特、夏多布里昂的勒内、贡斯当的阿道尔夫、塞南古的奥伯尔曼、拜伦的曼弗雷德，等等。他们或是要冲决封建主义的罗网，追求精神和肉体的解放，或是忍受不了个性和社会的矛盾而遁入寂静的山林，或是因心灵的空虚和性格的软弱而消耗了才智和毁灭了爱情，或是要追求一种无名的幸福而在无名的忧郁中呻吟，或是对知识和生命失去希望而傲世离群，寻求遗忘和死亡。他们的思想倾向或是进步的、向前的，或是反动的、倒退的，或是二者兼有而呈现复杂状态的，但是他们有一个一脉相承的精神世界和一种息息相通的心理状态：忧郁、孤独、无聊、高傲、悲观、叛逆。他们都是顽强的个人主义者，都深深地患上了“世纪病”。 “世纪病”一语是1830年以后被普遍采用的，用以概括一种特殊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精神状态，那就是一代青年在“去者已不存在、来者尚未到达”这样一个空白或转折的时代中所感到的一种“无可名状的苦恼”，这种苦恼源出于个人的追求和世界的秩序之间的痛苦对立。这些主人公提供了不同的疗治办法，或自杀，或离群索居，或遁入山林，或躲进象牙塔，或栖息温柔乡。

?

　　在这一群著名人物的名单上，我们发现又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