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祈祷上帝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事可做。小姐！”

一个欧洲人在早晨8点喝鱼汤，会感到多么的别扭。在这种情况下吃完早餐后，他彬彬有礼地问我是否愿意在他的办公室里继续采访：也许摄影记者更愿意用其他的背景拍摄照片。于是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在那里一直谈到中午12点半。我们几乎一直用他学过的语言法语交谈。只有当他想更好地澄清某一思想，极度渴望说明自己的意思，或者至少想得到某个人的理解时，才用英语重复他所说的话。但是他的英语并不熟练，于是他请黄德芽帮助他翻译。他泪水盈眶，有时因强忍呜咽而失声，因愤怒、痛苦和激动而颤抖，也出于尊严而颤抖。“我曾对美国先生们说过，美国先生们，我确实没有任何东西可出卖给俄国和中国！对我来说，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活呢还是死！”总之，在他的身上，在他的悲剧中有着某种尊严感。难道我们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吗？难道他不再是我们过去想象中的美国人的可笑傀儡吗？既然开脱任何一个人，包括开脱的是一个坏人，都是一项善举，那么我乐意向他表示谅解和一定的敬意。

我当时的判断错了吗？现在我正担心我当时的判断是错了。事实上，几乎每当我向一位有权势的人表示理解和敬意以后，每当我开脱，即使部分地开脱一个臭名昭著的无赖以后，我总是痛苦地后悔莫及。尽管阮文绍品头论足地说了不少话，但他还是很快地签署了基辛格想要签署的文件。签署文件之后，他的监狱依然人满为患，他拒绝举行自己先前承诺的选举，从来没有同越共游击队进行过谈判。当西贡行将陷落时，他像个胆小鬼，甚至像个小偷似的逃之夭夭。他到了伦敦避难，那里存放着他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钱财。“在这里我是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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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总统先生，今天，在您和美国人之间与其说存在着友谊，不如说存在着敌意，这已经不再是个秘密了。10月，您拒绝基辛格所接受的协议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圣诞节期间，您在接见黑格将军[2]时采取了冷淡的态度。凡此种种都表明你们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人们纷纷在问：阮文绍是如何看待这一悲剧的？

阮文绍（以下简称“阮”）：小姐……我不是许多人所想象的那种富于神秘色彩的人。恰恰相反，我是个非常开诚布公的人。我从不掩饰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