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教授贝尼托·卡拉卡，他是一位很左的社会党人，但同时持有浓厚的自由主义思想。他有着相当渊博的人文学科知识。1950年我听了他的演说，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的解释。我得出结论，人们不能用教义问答的方式来求助于马克思主义。今天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分析经济和社会的一种有效方法，但是它还应该表明经济学和技术的成果。换言之，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只发生启示性的作用，它完全不是一种教条。

法：当您谈到社会主义时，指的是哪一种已经实施的社会主义？

苏：我们马上可回答您说，自由的社会主义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实施过。一方面有独裁社会主义的经验，另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实施的社会民主。毫无疑问，假使我是一个德国人的话，我将投维利·勃兰特的票。不消说，德国的工人阶级是完全支持维利·勃兰特的。毫无疑问，假使我是一个瑞典人的话，我将投奥洛夫·帕尔梅[7]的票。毫无疑问，假使我是一个意大利人的话，我将投南尼的票。毫无疑问，假使我是一个法国人的话，我将投密特朗的票。但在这些社会党人中，没有一个人能适应葡萄牙的现实，这同样是毫无疑问的。葡萄牙的经验同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所取得的经验太不相同了。在那些国家里，社会民主党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我们必须为自己闯出一条新路，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必须实行大规模的改革和国有化，必须把权力交给劳动者。当人们想维持多党制，维持言论自由和其他方面的自由时，这是一件困难的事，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每天都必须纠正昨天的错误，修改理论，仔细观察政策的实施，改变已经作出的选择，因为这里的变化，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如此迅速，如此突然，以至我们往往来不及深思熟虑，而是不假思索就行事。我们大家都感到有点儿混乱，有点儿惊讶。

法：这种承认是坦率的，但也是可怕的。

苏：我知道，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应归罪于法西斯主义。长达50年的法西斯主义影响不可能在一日之内或一年之内消除。当河水决堤时，大地上的一切都会被冲毁、淹没，无一幸免。冲破了最后一道堤坝的军队就像河水一样。它是如此混乱，对一切迷惘不解。现在它正在重新整顿自己的思想，伴随而来的是到处可见的矛盾和冲突。此外，还有过激的情绪，长期的压抑造成这样的情绪是难免的。总而言之，需要高度的镇定自若，才能应付这种局势。许多人甚至连葡萄牙应同欧洲还是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是属于欧洲还是属于第三世界都作不出决定。

法：您作出决定了吗？

苏：我说，我们是一个欧洲国家，同时也是第三世界国家。我看不出向第三世界开放与逐步同欧洲结合成一体这两者之间会有很大的对立。由于过去的殖民地，我们同第三世界的联系太紧密了，我们不能贸然去瓦解这种联系，忘记同第三世界的关系。我们应当继续成为第三世界的好朋友。抛开这一前提，我们还能在第三世界问题上说些什么呢？我们的全部贸易是同西方进行的。我们的小麦、肉类和生活必需品都来自欧洲，我们不能没有共同市场。这里还有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在葡萄牙，没有一个人想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上表明立场，连共产党人也不想表明立场。我觉得，认为葡萄牙可以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至少是不现实的。这是我们的地理战略位置决定的。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像法国人和罗马尼亚人那样，执行民族独立的政策，坚持一定的独立性。不管怎么说，与天然的集团，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结合成一体是一种必要，因此……

（苏亚雷斯中断了讲话。这时，一个人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向他附耳低语。他开始是无动于衷地听着，然后嘴唇上流露出一种微妙的神态。）

法：苏亚雷斯，我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苏：共产党的印刷工人自己印刷了《共和国日报》，一群社会党人在街上焚烧这些报纸。军人已经包围了报社。似乎他们决心要选择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关闭报社。这是古巴，不，这是完全的无政府主义。在这里起作用的仅仅是人体的力量和个人的权势。必须把群众发动起来。

法：您是这样心平气和吗？您从来不受愤怒、激情和斗殴愿望的影响吗？

苏：需要镇定自若。我生来如此。即使在监狱里，当我躺在破板凳上时，我也能做最平静的梦。我从来就不需要药片使自己入睡。

法：值得钦佩，我明白了。但有时忍受失眠的痛苦也是有用的。法国人有句俗语说：“战争时期就是战争时期。”[8]

苏：实际上我们已经处在战争中。我需要到那里去，我需要跑步到那里去。

法：去吧，去吧！快跑，快跑！不要为我而浪费时间。我只提最后一个问题：您最终会输掉这场战争吗？

苏：我相信我已经表明了自己是个善于为自由而战的人。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那么我在葡萄牙只能重新去做我一直做过的事：为夺回自由而战。

1975年5月于里斯本

[1]安东尼奥·萨拉查（Antonio Salazar, 1889—1970），葡萄牙独裁者。1930年建立法西斯政党国民同盟，任该党领袖。1932年国民同盟成为全国唯一的合法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