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日落国”之间的暗流，终于在一项看似枯燥的经济议题上——关税，彻底冲破了堤坝，演变成一场公开的、激烈的贸易战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爆发之突然，升级之迅速，影响之深远，让整个帝国朝野都感受到了与真刀真枪截然不同、却同样刺骨的寒意。

冲突的导火索，源自帝国海关总署一纸看似寻常的公告。为保护本土新兴的纺织、印染、小型机械制造业，朝廷决定对部分进口商品加征“产业保护关税”，其中，对“日落国”赖以牟利的核心商品——机织棉布、呢绒和某些金属制品的税率，提升了整整十五个百分点。

这纸公告，如同一块烧红的烙铁，烫伤了“日落国”商人的钱袋子，也彻底激怒了其背后的议会和女王政府。他们习惯了用坚船利炮打开别国市场，享受超低关税甚至零关税的特权，何曾受过这等“歧视性”待遇？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更是对“日落国”尊严的挑衅。

抗议照会如雪片般飞向帝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新设立的外交机构），措辞一封比一封强硬，指责帝国破坏自由贸易原则，违背两国友好通商条约（实为不平等旧约），要求立即撤销关税决定，并赔偿其商人损失。

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试图解释，这是帝国保护幼稚产业的正当权利，且税率仍在国际惯例允许范围内。但“日落国”使节巴夏礼傲慢地打断了解释，他戴着单片眼镜，用冰冷的目光扫过在场的中国官员，留下了最后通牒：“十天。十天之内，若不取消加税，并就此正式道歉，我方将采取对等措施。勿谓言之不预！”

消息传回养心殿，江辰看着那份充满威胁意味的照会，脸上没有任何意外之色，反而露出一丝“终于来了”的冷笑。他早已预料到技术封锁和区别对待会引来反噬，关税，只是对方找到的一个最佳发力点。

“自由贸易？”江辰轻蔑地哼了一声，“当他们的机器织出的布匹冲垮我江南手工织户时，怎么不讲自由贸易？当他们的廉价金属制品扼杀我北方铁匠铺时，怎么不讲自由贸易？他们的自由，就是毁灭别人的自由！”

他召集重臣，紧急商议。朝堂上出现了分歧。一部分掌管财政和商贸的官员忧心忡忡，认为与“日落国”彻底闹翻，会影响茶叶、生丝、瓷器等传统大宗商品的出口，导致白银流入减少，国库受损，主张适度让步，以谈判化解争端。

但江辰的态度异常坚决。他将关税问题上升到了国策和主权的高度：“此非区区税银之争，乃是我朝能否掌握自身经济命脉之争！今日若退一步，明日他们就会要求两步、三步！届时，我新兴工业将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帝国将永远沦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朕，绝不答应！”

他的目光扫过全场，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他们要战，那便战！传朕旨意：‘日落国’若敢提高我朝商品关税，我方立刻实施对等反制！同时，宣布启动‘国货振兴’计划，朝廷优先采购本国产品，并鼓励民间使用国货！”

皇帝的金口玉言，定下了强硬反击的基调。十天期限一到，“日落国”议会果然通过了报复性关税法案，对帝国出口的茶叶、生丝、瓷器等主要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几乎在同一时间，帝国的反制措施也迅速落地，不仅维持了原有的加税，更宣布对来自“日落国”的船只征收更高的吨税，并限制其部分商品进入内地市场。

关税战争，正式爆发！

影响是立竿见影且极具冲击力的。

广州黄埔港，原本桅杆如林、喧嚣鼎沸的码头，气氛骤然紧张。满载茶叶准备出港的中国商船主，看着海关张贴的最新税率公告，捶胸顿足，几乎晕厥。而停泊在港内的“日落国”商船“公主号”上，大班汤姆逊看着运抵码头、却因高额关税而无法卸船的兰开夏棉布，气得将手中的咖啡杯摔得粉碎。

“该死的黄皮猴子！他们怎么敢！”他咆哮着，脸上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愤怒。

帝国的商人们同样损失惨重。苏州的丝商，眼睁睁看着生丝价格因出口受阻而暴跌；景德镇的窑主，烧制好的精美瓷器堆积在仓库，找不到销路。抱怨和恐慌情绪开始蔓延。

然而，危机中也孕育着转机。

江辰预判的“国货振兴”计划开始发力。朝廷的订单，如同雪中送炭，飞向了那些原本在“日落国”商品冲击下奄奄一息的本土工坊。天津的棉纺厂，机器再次轰鸣，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朝廷订购的军服布料；汉阳的铁厂，接到了大量铁轨和民用铁器的订单。

更重要的是，市场的倒逼效应开始显现。由于“日落国”布匹价格因关税而飙升，百姓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质量稍次但价格低廉的国产棉布。一些有远见的商人，开始尝试改进技术，提升国货质量。一股支持国货、自强自救的暗流，在民间悄然涌动。

“日落国”方面显然没料到帝国的反击如此迅速和坚决。他们原本以为凭借其经济优势和市场依赖性，可以轻易迫使帝国屈服。但帝国的经济体量远超他们的预估，尤其是庞大的内部市场，提供了巨大的缓冲空间。

巴夏礼使节再次来到总理衙门，这次的语气虽然依旧强硬，但少了那份绝对的傲慢，他提出了重新谈判的请求。

但江辰的指示明确无误：谈判可以，但前提是“日落国”必须首先取消其报复性关税，承认帝国有关税自主权。否则，免谈！

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