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安伯钱雄的祖母陈氏，可能看到重庆公主找到了好夫婿，觉得汪太后顾念面子，于是上表恳求庄田一百顷，汪舜华很不高兴，批复说：“贵戚之家，当知止足。不允所请。”

　　怎么现在还看不清形势？孔家都没拿到待遇好吗？何况现在江南正斗得风声鹤唳呢。

　　明英宗刻薄，但毕竟只是相对来说。钱皇后家族没有得到封爵，但土地却没有少请。直到英宗受不了，大骂了一通，这才老实了。而此前，钱家已经获赐顺德府钜鹿县一千三十余顷。

　　当然，比起孙太后家，钱皇后家族待遇确实不值一提。当年孙忠仅在老鸦口一地，就得赐田二千四百八十一顷。

　　真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当然，孙家的田宅土地全部充公，钱家也没有这样的好运。陈氏不会没眼色，隐帝死后，就老老实实做人；只是看到隐帝的四个儿子都好好养着，重庆公主也选得了如意郎君，想到钱雄这次考试没过关，下一次要三年后，难免活动了心思，没想到被汪舜华直接驳回，只得自认晦气。

　　随后颁布了两部律法《公司法》和《商标法》，去年就开始起草，今年才真正成型。说是法律，其实都不长，主要是两者都还算新鲜事物，汪舜华上辈子也是门外汉，提不出太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好在大致的框架和标准有了。

　　以后国营企业每年除了纳税，还要上缴总收入的30%作为红利；余下的除了工资发放、设备采购和资金积累，也允许用30%的净利润拿出来给员工发放奖金。地方必须上报朝廷批准后，方可设立集体公司，资金可以由中省财政拨付，也可以地方自筹，这个主要针对有财政结余的。这部分上缴国库的红利就要低一些，10%，余下的，交由地方政府支配，除了编制外人员工资的发放，还可以用作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官吏年终奖，当然必须要上报朝廷批准，账目要清楚。

　　这些事当然归户部管，新设国资司，正五品。

　　与此同时，督察院新设审计局，正三品，专门对有公司的地方官员和公司财务进行审计。

　　同时强调，不许军队经商办公司——好好操练去！

　　但军人的家属是可以组织起来的发展生产的，同样报请中央批准——有人有枪有粮还有钱，下一步就危险了！

　　这件事办了，汪舜华大大的出了口气，虽然知道以后肯定会滋生大量的腐败问题，但也不能因噎废食。

　　不患寡而患不均。什么主义、什么路线，到了中国，都必须尊重这里的国情，现在也一样。

　　朝廷掌握了国家经济的命脉，尤其是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才能真正有效的治理这个国家。

　　接着得到了广东方面的紧急消息：五月以来，广州等府、东莞等县暴雨成灾，即刻派人赈恤，并视情况减免赋税。

　　汪舜华搁下笔，眺望远方，现在真正能够牵扯她、牵扯朝野上下目光的，其实是全国的土地清理，尤其是南直隶、浙江二省。

　　从去年二月起，全国开始全面进行土地和人口清理。有了北直隶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废除贱民和衙役入编两项巨大的红利，加上田税的大幅削减，普通百姓自然翘首以盼；甚至各级衙门的官员和衙役也是朝夕盼望。

　　然而，各省改革的阻力之大、推动之难，还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原因很简单：北直隶的阻力主要来自权贵和世家。宗室早在建极三年被修理了，余下的都很老实，至少不敢明着来。弘治时期周太后家人和张皇后家人为了争地大打出手，闹到御前的丑闻到现在真没有，汪太后连亲爹都不认，何况其他什么皇亲国戚，去了就是送人头的；余下的就是诸如孔家一样的吉祥物，当然还有朝廷里的勋贵，但是他们亲眼见识了汪太后的手段，自然不敢硬抗，所以推进很顺利。

　　孔家消停了，北方却没有完全清净。长芦、河东和山东的盐商们跟着就武装抗拒——盐商们本来被清理过，但是现在不让用宝钞纳税，都是实打实的金银粮食，怎么舍得，因此各种偷税漏税，甚至煽动盐贩子闹事，或者和私盐贩子勾结共同作乱。

　　朝廷早就预料到了，毕竟说是清理土地人口，其实也是各方面的全面督查——招抚流民，查处贪腐，打击私盐等等。北方不产茶，但是盐和煤这一黑一白是必须重点认真清理的。因此，除了地方有勋贵和重臣坐镇，各盐场也派了相当重要的力量，其中有一部分是直接从边地抽调的将领，带着军队的精英和军校的学生，同时命各省都司严阵以待，这也是当年查盐的办法。

　　但朝廷严查盐商，盐税仍然没有大的突破，原因很简单：私盐泛滥。

　　可以想见，这股风气不刹住，以后会更加猖獗。

　　汪舜华很清楚，私盐泛滥说到底是有利可图，确切的说是一本万利——盐这种东西不是粮食，天然生成的，储量巨大，本来价值很低，但因为是生活必需品，国家垄断，所以价格很高。

　　这之间的巨大差距只让引诱一代又一代的不法分子不顾禁令，参与走私。历史上有名的造反派黄巢就是贩卖私盐起家，太祖皇帝的军费也大多由私盐贩子提供，他的死对头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也都是私盐贩子出身。元末农民起义，竟然是一伙私盐贩子在争夺江山。

　　正统以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削弱，私盐愈演愈烈。参与的人数不断增多，结构不断复杂，活动的地域也越来越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