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昭烈庙门可罗雀，隔壁的武侯祠却香火鼎盛，刚刚就国的蜀王朱椿很是不快，于是废武侯祠，将诸葛亮塑像移到了昭烈庙之北，本意是要祭祀诸葛，必须先祭祀刘备；却没想到“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尽道武侯祠”；不仅如此，当时以北为尊，刘备彻底成了丞相的看门人。

　　汪舜华倒没有改变的意思，只是下旨在刘备身边恢复刘禅的塑像。

　　群臣认为此举不妥。

　　汪舜华叹了口气：“当年我也挺瞧不起‘扶不起的阿斗’，可是如今想想他也不坏，有自知之明，任贤用能，不妄杀不妄动，只是生不逢时，赶上大争之世，季汉又国力孱弱，做了亡国之君；若是生在太平年间，未尝不是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后代皇帝若都能有阿斗的心胸气度，就该感谢列祖列宗了。”

　　群臣低头，汪太后这话意有所指啊。

　　与此同时，武侯祠还接受了太后的另外一样礼物，就是有名的“攻心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朝臣士绅品味着字里行间的意思，百姓们则纷纷议论：“国朝居然有比刘阿斗都不如的皇帝，还俩。”

　　汪舜华则转头和于谦等人继续商量：“杀人容易，但问题是还要解决的。”

　　人口是重要的社会资源，何况杀了就一了百了，或许可以震慑一时，但过了就忘了；当年空印案、郭桓案何其轰动，结果太祖一去，贪腐之风还不是愈演愈烈。

　　必须要移风易俗。

　　何况，还有重要的社会势力需要解决：宗族势力。

　　宗族势力在后代与宗教宗派一样，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警惕。但在现在，它是朝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

　　当然反过来说，它是朝廷管理地方的绊脚石。

　　此前朝廷强调，严禁土地投献。然而叔伯兄弟要把土地送给自家人，这叫行贿吗？

　　在土地清理中，朝臣也注意到在宗族势力强大的地方，族长的话甚至超过朝廷的诏令。他们听话还好，但往往相互串联，抗拒土地清理，甚至动用宗族势力威逼朝廷让步。

　　不幸的是，在涉及到利益的时候，往往是后者。

　　是可忍孰不可忍？

　　汪舜华某一刻几乎理解了“破四旧”的历史意义，但是没办法，现在朝廷没有这样的勇气和能力。

　　因为对于天下，皇帝也是一家之长。

　　既然享受了这种制度的便利，也就不可能将它彻底否定。

　　但有必要进行适度的限制。

　　但不能和朝臣商量，哪怕于谦，也不能。

　　汪舜华琢磨着，宗族势力之所以长期存在，根本原因还在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民流动性不大，习惯蜗居在一片小天地，自然就有了小霸王、土皇帝。

　　宗族和土司，异曲同工而已。

　　如果不能用权力强行摧毁，就只有等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人员流动起来，消息便捷起来，才能逐步瓦解宗族势力存在的基础。

　　此前，朝廷规定，对一切杀害妇女包括女婴的人犯以杀人论处，哪怕一大家子合伙杀害一个女人，也要全体抵命、绝不放过，不管资历、不管身份、不分多少。

　　刚刚报上来的福建一起案件，年轻丈夫死了，族人污称寡妇与人私通，将她与奸夫沉塘——偏偏有人举报，那个所谓的奸夫，是个流浪街头的哑巴！两人根本不相识。

　　这事被地方官报到北京。按照这个规定，凡参与案件的12岁以上男丁全部以杀人论罪，那么牵连者将超过千人。

　　稍早一起发生在江西的案件，也是男人死后，族人现将寡妇杀害，而后纵火，还装作救火。如果真要把所有人员全部以杀人论罪，那么至少一百人难逃死罪。

　　这样做，那么死亡人数绝不亚于当年太祖的“四大案”。

　　因此汪舜华让了一步。

　　主谋是必须杀的，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哪怕是父亲祖父溺杀女婴，也要问罪。

　　但是如果已经分家，就要减罪：如果在场，就改为流放；如果不在场，也就没什么事。

　　同时，如果出了杀人犯，本人子孙三代不得出仕；没有分家的族人，哪怕支脉太远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同样祸及三代。但如果以及分家，哪怕是三族以内，不受影响。

　　用这样的方式，逼着你们分家。

　　当然，哪怕分了家，宗族势力还是会长期存在，润物无声；但不管怎样，只要分了家，人心就会松散一些，就算再想动用家法私刑，朝廷就可以直接介入了。

　　十月底，8000多人被押往菜市口行刑，3万余人流放海南、台湾。

　　另一个数字是2000多名妇女被害，而没有被发现的有多少，天知道。

　　汪舜华在刑部呈上的处决人犯奏疏上连着画圈，只见到一个红圈圈在眼前晃，都是人命，鲜活的人命。有致仕官员，高龄耆老，也有年轻的士子，然而在世风和人命面前，一律平等。

　　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变得冷血，但现在不是慈悲的时候。

　　唯以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

　　唯一可告慰的，是各地官府纷纷奏报：现在各地分家已经成为风俗，包括一些宗族势力极端顽固的地区，在丁壮被关押几个月后，得到分家可以免死的消息后，纷纷申请分家。

　　当然，这种分家有真的，也有假的，只是毕竟关乎切身利益，因此谁都不想吃亏，说着说着吵起来打起来都有，很多假分家也成了真分家，但总的来说，还算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