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辂为他解了围：“要不以后进样历的时候，就进未来两年的，提前颁给汉昌和南方四省，教他们提前准备就是。”

　　贝琳道：“商学士之言，极是。”

　　汪舜华沉吟了一下：“可以。你们还可以把未来五到十年的都推算出来，赐名‘万年历’。”

　　贝琳很高兴：“臣领旨。”

　　汪舜华道：“你先别急着高兴。有个问题：怎么标注？”

　　什么怎么标注？

　　贝琳有点发蒙，商辂想起来了——上次制定建极制钱的发行计划的时候就发现了，涉及到几年几十年后的事，怎么写？谁能保证到时候年号不变？还是改用甲子纪年，谁知道这是这一个甲子还是下一个甲子的？

　　——万年历的编订也有这个问题，建极二十年可以，建极三十年，现在就写，恐怕有点亏心。

　　汪舜华道：“我是想着，西方那种纪年方式很有点意思，我们也可以学。以某年为元年，一直往下计算，不受朝代更迭和帝王年号更改的影响。”

　　群臣对此当然强烈反对：“没有必要！”

　　这会儿面面相觑：太后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提议？是不是她要为自己篡位做准备？

　　章纶马上站出来大骂赞玛提欧狼子野心，而且对太后不敬，罪该万死，汪舜华笑道：“又是这话。听蛤蟆叫，就不种庄稼了？这点出息！那赞玛提欧千错万错，有一点我倒挺佩服他的，能够不怕千难万险万里迢迢跑到中原来传教，哪怕对中原一知半解甚至汉语都说不顺溜，小六十的人了，都还能从头学起，这份执着和坚韧，这份诚心和勇气，你们谁有？什么时候我们的儒生和尚道士也能像他一样，跑到欧罗巴甚至更远的地方去传教，那才叫有出息；也别说这个，就是吃到碗里的朝鲜汉昌南方四省，你们能下定决心，以夏变夷，让那里的人民和中原百姓一样永沾圣化同沐天恩，就算是长进了。”

　　她没有给大家太多的反对机会，而是给出了选择项：“是选择黄帝纪年，还是孔子纪年，或者秦始皇纪年？”

　　前两者，是以黄帝或者孔子诞生那一年为元年，后者以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年份为元年。

　　果然，有了选项，大家就顾不上反对，而是做起了选择题。

　　不出所料，儒生们集体赞成孔子纪年；武将们对此本来不感兴趣，但是看到儒生们这样，于是赞成黄帝纪年——这些年文官们势力急速增长，又在开疆拓土等方面与武将发生了分歧。

　　本着对头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武将们选择了另外一个方案。

　　但汪舜华反而犹豫了——主要是黄帝出生的时间是不明确的。西晋皇甫谧著《帝王世纪》，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里头关于三皇五帝的享国年数算是最权威的。按照这部书的记载，黄帝在位100年，加上以后历代帝王的在位年数，可以推断黄帝继位距今的时间；但问题在于三皇五帝动辄在位七八十年上百年实在太过于魔幻。

　　孔子的出生年份同样待考，当然最根本的是文官们一直要求还政，并大力反对开疆拓土，动辄“在萧墙之内也”或者“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来进言，实在让汪舜华心里不舒服。

　　汪舜华力排众议：“以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年份为元年，用以彰显帝王一统六合的决心和至高无上的威严。”

　　还要骂秦始皇？

　　“秦始皇是暴君，可他当年刚刚完成统一，人心不安，形势与今天何其相似乃尔！采用秦历纪年，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始皇帝的功绩，也是为了以史为鉴：要追求功业，更要抚恤民生，否则即便有祖龙之功，也难得长久。”

　　但是现在称为秦历纪年显然是不合适的，汪舜华想过公元，但是担心把自己搞晕，只能另外换，夏历已经有这个说法；华历犯了汪舜华的名讳，现在没什么，估计过些年有人会以此为借口撺掇皇帝改了；建元、开元、始元、正元都用过了，最后定为“立元”。

　　群臣还在反对，汪舜华已经拍板：“以秦始皇二十六年，也就是西元前221年为立元元年；之前称为立元前，不设0年。此后，凡事涉及到年份的，都要使用立元纪年。现在及以前的，以原有纪年方式为主，立元纪年为辅；凡规划未来的，需用立元年份。”

　　“以后赐给汉昌及南方各省的样历，就编制到未来五年，各地可以提前准备，便是改元，也来得及。”

　　二月一日之前改元，送到地方只换首页；二月初一以后改元，通知到地方的时候肯定没法换，也就没必要换，以前也是这样，八月改元，历书都在印了，没法换，还这样发呗；当然皇帝亲手赐的肯定要换——建极元年就是这样操作的，除了中央发的，地方全是景泰九年的历书。

　　本来想着置闰法太麻烦，不如后代的公历简便，还不如依照后代的办法，但到底放弃了——正在使用的《大统历》基本沿用郭守敬的《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精度堪称登峰造极；弄两套系统，反而把大家思维搅乱了，何况一月一日怎么算？秦始皇称帝的那天？哪一天？还是以西方耶稣诞生的日子？不合适吧？

　　新旧纪年对照表由钦天监负责，注明帝王纪年、干支纪年、岁星纪年以及西元纪年、立元纪年的对应关系。

　　贝琳领旨，很快奏告：“今年是立元1696年。”

　　不过《万年历》的编订是个大工程，涉及到大量的运算甚至推算，需要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