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方瑛死后其子方毅袭爵，因诱祖母诬从父方瑞不孝，被剥夺了爵位，方家因此败落，也没能把常琇治罪，他反倒又升了护国寺的僧官。

　　常琇这时终日交游的，也是一群和南和伯一样的袭爵武官。建极十七年正月，修武伯沈煜因为坠马被踢伤，在家休养，常琇和同事德鲁思忠备了礼物前去探望。沈煜摆酒相待，又请来了丰润伯曹振、锦衣卫带俸指挥佥事王珩，又叫来了一群乐妇，喝酒行令，直闹到天黑，其中就有刁银课儿。常琇以前就和她往来情热，此刻重温旧情，很快旧情复燃，厮混在一起，并打得火热。

　　次年八月，护国寺老住持然净病死，与常琇交好的然积担任主持，但然净的弟子觉亮被赶出了寺院。觉亮咽不下这口气，一直寻机告倒然积、常琇；很快就发现常琇的作风问题，于是告到朝廷。

　　镇抚司审理完毕，将案卷及人犯移送都察院定罪。

　　这时，都察院和大理寺对定罪量刑发生了不同意见。按照都察院的拟罪，常琇应按奏事诈不以实律处杖九十、徒二年半，净山按尼僧犯奸律杖九十，德鲁思忠、陈桓、沈煜、曹振、王珩及刁银课儿等乐妇都按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杖七十。常琇和德鲁思忠勒令还俗，陈桓等武官不许管军管事。

　　大理寺的拟罪是：常琇不仅宿娼饮酒，而且与义父之妾通奸，罪行深重，应死罪减一等，发辽东；德鲁思忠革职为民；陈桓、曹振、王珩等武官与僧、娼宴饮，罚俸禄一年，不许在朝廷侍卫管事；沈煜不仅与僧娼宴饮，还容留常琇通奸，情节更重，应停职停俸。

　　汪舜华很快批准了大理寺的拟罪，并命令刊刻此案的案卷，告示天下，在全国各司、府、州、县张贴，禁止僧人拜认义父、携妓饮酒、往来文武官民之家，以及重申官员不得嫖娼等。

　　按说事情到此为止，只是现在大家都很闲，免不了就要找些事来干，主要是太后不想还政，就要给言官找点事，大家都懂。

　　常琇案折射出的是武官和僧人的私生活的问题。按照明代法律，充军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但对于现役军人，其实也不算个事，调动个卫所服役而已。因此，军人、军官犯罪率，比文官及百姓要高得多。犯罪案件当中，又以通奸、嫖娼、贪污受贿等风化、经济犯罪为多。常琇出家前就是军籍，历史上案发后的刑罚还是发到辽东为军；当然汪太后重视军队作风，不让充军了，改为种地，种够了才准还乡。

　　更重要的是勋贵的作风。建极四年，曹振在祖父丧期中纳妓女为妾，当时言官都在地方，顾不上；次年，南和伯方毅通奸案发。他还在为父服丧期间，就与其父的婢女通奸，丧满袭爵后又奸污霸占家仆之妹为妾，还诱使祖母诬陷其叔不孝，最终被剥夺了爵位。

　　贵为侯伯尚且如此，普通军官的通奸、嫖娼案件更是频发。即便汪舜华加大了打击的力度，还是难以禁绝。明代军队卫所的住宅区大都比较集中，军官、军人之间通婚非常普遍，所以军官与同僚、下级妻女通奸的案件也常发生。此前，锦衣卫中千户所校尉任亨，勾引已故军人妻盛氏出家在外奸宿案发，夺职为民，流放台湾；随后锦衣卫后千户所校尉叶普贤、任福贵又犯此罪，都是照样办理。

　　针对这些问题，汪舜华痛心疾首，在武英殿严厉申斥，要求宗室勋贵、文臣武将务必加强作风建设，一旦发现问题，严惩不贷！

　　——历史上方毅死后，其子方寿祥在成化十七年袭爵，总共传了八代，直到弘光元年投降清朝，这回没这么好的运气。方寿祥几次参加考封没有过关，直接除爵。

　　丰润伯曹振既然当年能犯不孝罪，现在又和妓女勾勾搭搭，作风自然好不到哪去，言官们使劲挖掘，罗列了三十多条罪状，从心怀怨望（抱怨太后没事找事）、交结朋党（和一堆勋贵整天吃酒打猎）、召集亡命（和社会闲散人员来往密切），到衣服逾制（颜色材质什么的有问题）、家门不睦（小老婆太多难免争风吃醋），最后得出结论：不夺爵不足以平民愤！

　　修武伯沈煜同理。

　　更倒霉的是泰宁侯陈桓。他父亲陈泾建极十五年七月三十日去世，历史上他在当年十二月袭爵，这回因为考封，连续几次名落孙山，只好闷在家老老实实读书射箭，好不容易今年考上了，封爵了，找着机会发泄庆祝一下，哪知道就出事了。

　　马上言官就把他家里的事挖出来：陈桓是陈珪的后人，跟随太宗靖难，几代忠良。景泰末，其父陈泾掌南京前府事；后召还，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闲住。后来到地方削沈王，那一家子都是老实人，没办出格的事，嫡生儿子一大群，没想过造反，因此很顺利。汪舜华也就觉得他办事也还不错，于是就让他到湖南督促土地改革，结果遇到了荆王世子造反。他被吓得惊慌失措；好在跟着一起去的卫颖很靠谱，稳住了局势。汪舜华于是让他回家呆着。

　　——泾无他才能，徒以会昌侯孙继宗婿得进用。在广西以数千军为数百蛮所困，大损国威，罪重刑轻，论者至今不平。

　　这是《宪宗实录》的盖棺定论，言官们的话自然更不客气，反正会昌侯孙继宗早就死了，坟上的草都几丈高了。

　　于是，新鲜出炉的泰宁侯陈桓位子还没有坐热，就和曹振等分别发配景泰、清宁、怀德，虽然都在南方，但关山迢迢，不知何年再见；更让人忧桑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