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强调“民之有庸，土之有赋，必不可少”，要严格恪守“输马作赋”制度，并且进一步降低了标准。以前是“三千户则三户共出马一匹，四千户则四户共出马一匹”，现在规定每五户共出马一匹；然后千户以上，才能设千户所；万户以上，才能设万户所；其他的行都指挥使司、宣慰司也必须直接和户口挂钩，避免冒赏——按照太祖留下的制度，乌思藏都指挥使司下设若干行都指挥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等地方行政机构，他们互不统属，由中央统一任命，事无大小，均可启奏“大明文殊皇帝”；以下指挥使、同知、通判、千户、百户等官职都准予世袭，只是需要经过皇帝的批准。

　　无论职位高低，都必须中央统一任命才行。

　　当然以前已经设立的各级机构就不动，但是如果土赋交不够，朝廷就不给授官；不授官职就不能到北京朝觐，也不能参与茶马互市。

　　想搞走私？朝廷刚摘了一大堆走私分子的脑袋呢！

　　汪舜华很清楚，堵不如疏。官方垄断的巨额利润，促使一批又一批的贪腐分子和商人瞅准这个商机，不顾禁令搞走私；藏区首领有了更多的货源，对朝廷官方的马市可有可无，自然朝廷必须要多出好几倍的茶叶，才能换取所需的马匹。

　　怎么办？

　　开前门。

　　定时间、定地点搞茶马互市，允许有资格的商人参加。要确保商品的质量，别砸大明制造的招牌。

　　放着正门不走，偏偏去走死路的，毕竟是少数。想要瞒报、少报、夹带的当然不少，但是查实了就要重处；更别提想混进来的。大家都是交了钱、纳了税才能参加，你两手空空就敢混进来，大家肯定要举报——顺便还可以得到你一半的商品作为奖励。

　　朝廷当然也要参加，主要是买马。但不是茶马司大使，而是兵部和户部派员。除了特别优良的马匹送到马场配种，西北地区的马匹移交陕西等都司；西南地区移交云南、四川等都司。

　　参加的人多了，自然会回归合理的水平。朝廷想要重复洪武年间的故事，几十斤茶叶买一匹马有点不现实，但一百斤茶叶买一匹马还是可以做到的；特别好的马要卖到三百斤。

　　次年，青藏地区一万匹马输向内地，超过唐朝的水平，比起宋朝还是远远不够的。

　　建极十年，汪舜华下旨，将丝绸、布匹、食盐、铁锅、粮食等物资纳入允许交易的商品清单。

　　一句话，想要过日子，过好日子，把马牵出来！

　　当然，礼部其实叫苦不迭：以前每次入贡人数不得超过也就一两百人，现在增长了好几倍，建极七年来了800，以后逐年递增，去年竟增至4000人。主要是天朝信奉厚往薄来，回赐物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朝贡品，朝贡人员每往来一次，都可以获取利益，于是便出现了愈演愈烈、频繁入贡的现象。

　　汪舜华无所谓，万里迢迢来一趟不容易，听僧俗首领汇报了工作，命令吏部和礼部僧录司进行考核，按结果给赏；其他同行人员，按人头给赏。其他的，允许他们在沿途的西宁、西安、成都、扬州等地交易。

　　朝贡成为大规模的贸易。朝贡人员把藏区的牲畜、皮毛、药材、藏绒、藏香、佛像、舍利、卷轴画等土特产品和宗教工艺品带到内地；又把金银、彩缎、布匹、瓷器、景泰蓝、茶叶、粮食以及各种生产生活用具带回藏族地区。

　　从那时起，马市交易额逐年递增，到去年，已经突破三万匹；户部收税收的高兴，朝廷经营的公司和参与的商人也赚得盆满钵满。

　　交易多了，各种问题也就多了。

　　高压锅这种东西，因为质量和操作不当，很容易引发事故，而且杀伤力惊人。

　　本来技术就不成熟，加上民间粗制滥造的不少，因此这年头爆炸伤人的实在不少。

　　但是一直没有多少人当回事。因为这东西属于高档奢侈品，一般人买不起；买得起的权贵们不可能自己生火做饭，都是下面人在做，死也罢、伤也罢，每人放在心上，甚至觉得你肯定自己用得不对所以才出事。

　　望果节，每年藏历七八月间，前后持续数日，是藏区最重要盛大的节日之一。最初是一种祭祀神灵祈祷丰收的仪式，后逐渐增加诸如赛马、射箭、歌舞、藏戏等活动。人们跑马射箭、彻夜狂欢，尽情享受，之后便开始紧张的秋收。

　　去年，乌思藏阐化王贡噶雷巴和手下文武僧众过节。阐化王是藏区五王之一，自然有资格得到朝廷赐给的高压锅；结果很不幸的是当天发生了爆炸；有多人死伤。

　　贡噶雷巴没有受伤，但盛典上发生这样严重的事故，自然震怒：“万里迢迢去北京朝贡，汪太后居然拿这样一口破锅打发我！——还是说她根本就是算计着连我一块儿炸死？”

　　这样想的不止贡噶雷巴一人，他手下的文武官员也劝他早做决定——阐化王是帕竹地方政权首领，也是西藏地方权势最高的封王。帕竹是噶举派建立的政教合一的政权。

　　从元末开始，帕竹政权得到了朝廷的倚重。在几代执政者的经营下，实力持续增强，统治了卫藏大部分地区。历史上共传11代，统治西藏264年。

　　只是实力增强了，难免心思也就多了。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在高原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以前朝廷不爱管藏区的事，每年不过拿马换茶，再去北京换点锦缎，日子就很好过了。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