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的是，教堂建成以后，一直门可罗雀；甚至有不少士子百姓指指点点。眼瞅着隔壁的道观佛寺尼姑庵喇嘛庙甚至土地庙都是人声鼎沸，更别说远一点的旌忠祠，传教士们实在眼馋；平时受招入朝，除了皇帝还和他们说几句话，别的重臣像看瘟疫一样离他们远远的。

　　他们远涉重洋，到中国也有些年头，汉语还是说得挺溜，渐渐地倒也打听到当年赞玛提欧等人不仅得罪了太后，还让整个朝野震怒；此前设立教堂，朝廷上下争论了好一阵子，据说有不少大臣撼门而哭，哭声动地，最后皇帝说太后同意了，再三保证不让他们出来传教，这才消停了。

　　上层路线一时走不通，传教士们开动脑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搞布施、搞展览、搞义诊，后代营销员能够想到的，他们都在想，先把人哄进来再说！别说，靠着点硌牙的硬面包，还真吸引了不少穷苦百姓，尤其妇女小孩，不要白不要。洋和尚喜欢念经是他们的事，坐一会儿就能得点面包过一顿饭，凭什么不干——再说，咱们都讲究进庙烧香，管他哪路神仙，咱们进去磕个头，总不至于害咱们吧？

　　日子久了，也开始有宗室勋贵跑去和洋和尚们结交——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有很多确实有才华的，他们擅长绘画、数学、音律、天文学，朝廷要考封、有特科，大家都想来找点灵感。

　　于承业在欧洲走马观花看稀奇的时候，听完赞玛提欧的工作汇报，英诺森八世连夜召集众人商议，中国太后不亲近天主，士大夫妒忌传教士得到皇帝的信赖，恐怕不会直接同意传教，那就要尝试用新的传教方式向中国渗透——不穿僧衣，不过隐修生活，积极参与各种活动。他们在北京和重要的大城市开办学校、医院、养济院、图书馆、投资工商业，以此传教。人家不是洋和尚，只是信仰宗教，平时交流一下，不算犯法吧？

　　耶稣传教会提前五十年成立，当然管理办法需要逐渐完善，但是目的是明确的——让亿万中国人沐浴到天主的荣光之下！

　　——至于美洲，也不能放弃，不过那边地广人稀，不用费那么多力气。

　　尽管此时的明朝在西方人眼里遍地都是黄金，但说到底，还是农耕文明，社会福利没那么好，听说洋和尚们肯免费教孩子们读书，还管一顿午饭，当然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过去，甚至勤奋好学的孩子自己跑过去，一时间人满为患——洋和尚也不怕，又不吃人，何况人家用中文教学。听传教士们唱一会儿诗，然后就开始念书，当然除了四书五经，还有讲述宗教故事的小册子；图书馆也是，有不少中国本土的典籍，也夹杂了不少西方的书籍，包括《圣经》。

　　就这样，近一百年来，基督教逐渐在中国打开了局面。

　　罗马教廷看着信徒越来越多，决定不再忍了；隆庆二十年明朝败退出红海，来自庞然大物的直接威胁没有了；庇护五世要求严禁中国信徒祭天祭祖祭孔，向罗马教廷输送赋税。

　　这当然招到明朝政府的抵制，当年三教齐心协力批判基督的盛况犹在眼前，只是这些年他们老实了，大家忙，就没心情理会他们；如今旧事重提，免不得又是一场大论辩。

　　耶稣会向教宗申辩，并带来了皇帝陛下的亲笔书信，措辞严厉的提出了十七个问题，包括中国信徒是否可以祭祖祭孔，皇帝应否用“万岁”字样等等，要求教廷方面予以明确回复。

　　庇护五世显然不想失去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见时机不够成熟，也就暂缓施行。

　　但是十年后，格列高利十三世当选教宗。面对越来越加严重的内忧外患，他着手整顿天主教会，推行反宗教改革运动，首要的就是树立自己的威望，于是态度坚决的要求中国信徒遵守教义，派遣使臣罗铎来华向穆宗皇帝解释教义。太上皇大怒，穆宗无奈，派遣传教士和礼部右侍郎王世贞出访罗马，却没能改变这一禁令。三年后，他发出终极禁令，禁止中国教徒参与中国礼仪。

　　此时太上皇刚刚崩逝，穆宗又遣王世贞出访，扬言全面禁止传教。

　　格列高利十三世不得已，做出妥协，派遣传教士乐嘉提出八条宽恕条约，被称为“乐嘉八条”，包括准许供奉祖宗牌位，但要加注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准许祭祖，但应属非宗教性质的社会礼节；准许非宗教性质的敬孔典礼，但孔子牌位不能书写“灵位”等等。

　　使者回到中国，穆宗已经崩逝，成宗刚刚登基，十三岁的孩子自然不能做主。建极殿大学士高拱是个虔诚的儒家子弟，早就看这些洋和尚不顺眼，儒释道三家也一拥而上，进行深刻揭批，得出结论：“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偏偏格列高利十三世自己也反悔，认为这八条与教义不合。

　　消息传到北京，此时的首辅已经是张居正，他认为：“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西洋人所可妄论。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

　　他倒是没有下令全面禁止传教士的活动，而是针锋相对的提出：“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天朝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

　　你可以留下，但必须守我的规矩，否则滚蛋，别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