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黄花很是相像；虽然味道不好，但有散热去湿、消积解毒功效，全草都可入药；哪知道此物繁殖力极强、适应性广阔，还能借助风力传播，周围植物全竞争不过，可谓“黄花过处、寸草不生”，故被称民间称为“霸王花”，以至于绍治年间，朝廷行文各地，组织人力剿灭，不但要斩草，还要除根，深挖出来全部烧毁，花儿也不能放过，耗损人力物力无限，这才稍微遏制。

　　甚至土豆这种东西，也会带来意外的烦恼：发青后有毒，不能吃，当年诚泳等人从土人口里知道，试验过，确实不能吃，回来也宣传过，但是这年头老百姓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哪能顾及到很多？何况这种细节的新闻能否传达到老百姓耳朵里，是要打折扣的，每年都有人因为吃了发青的土豆中毒身亡，但这毕竟无关大局。因为太高产，农民实在喜欢，索性不种别的，专种这东西，尤其气候干旱的山西、甘肃等地。当年汪太后提醒过，但是没办法，有这个就能过日子；甚至土豆患病也舍不得扔掉，糟蹋粮食，是要天打雷劈的！不能吃就做种子吧！哪知道绍治二十一年，山东省济南府土豆爆发疫病，土豆大量死亡，次年继续蔓延，以至减产绝收，农民陷入饥荒。

　　为了对抗这种土豆瘟疫，官民几乎做了所有的尝试：翻土，旧的植株或烧或埋。然而一季的牺牲并没有换来晚疫病的结束，新种植的土豆依然出现了干枯、霉斑。

　　虽然朝廷有救济，但到手的粮食也不过勉强果腹而已，只能以工代赈，好在山东经济发达，政府还是有钱的；但经过这么些年的推广，土豆已经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尤其华北地区一马平川，一旦蔓延华北乃至全国，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显宗得报，派遣大量农业人才到山东实地调研，其中包括青年农学家马一龙。他得出结论：此病主要害叶、茎和块茎。发病后叶部病斑面积和数量增长迅速，使植株以致全田土豆成片早期死亡，并引起块茎腐烂，严重影响产量。

　　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结论，大家都看到了，但是马一龙发现，患病的土豆多有霉菌，在显微镜的视野下，他认为病害应该是由这种微观致病物引起的。

　　土豆晚疫病的致病原因还在争论，但是马一龙提出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大规模的单一栽培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一旦患病，就会迅速蔓延；所以应该推行间种、套种，降低风险，同时利用不同植物起到隔离效果，预防虫灾、病害。

　　这个结论得到了科学院专家的认可，毕竟这些年来科学研发太难，棉花移栽技术之后，很多人是靠着间作套种技术入职科学院的。

　　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烦恼。金鸡纳霜对于治疗疟疾有奇效，自然受到朝野的重视，但这种药也有副作用，包括发热、皮疹、呼吸困难，严重的甚至可能致死。因此，朝野都希望提取树皮中的有效成分，或者索性人工合成。

　　但这不是容易的，从端惠王同鏕开始，一百多年来几代帝国最优秀的医家都致力于金鸡纳霜的提取，包括郑亲王载堉、文华殿大学士徐光启在内，都以失败告终。

　　但也有提取成功的，比如古柯。

　　这东西原先也是作药的，可以补肾助阳、镇痛，做外科手术都要用它做麻醉药。

　　但这种药也有问题，就是容易产生触幻觉与嗅幻觉，最典型的是皮下虫行蚁走感，奇痒难忍；而且还能产生依赖性，一旦停用，就可能出现抑郁、焦虑等病症。

　　因此，这些年来一些不法商人大肆销售这种药物，牟取巨额利益。

　　兵部尚书孙传庭注意到这一点，上疏朝廷要求禁止。

　　但这引发了广泛的抨击和不满，原因很简单：这东西不仅是药物，而且是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

　　早在弘治年间，发现烟草能成瘾，但是朝廷但没有禁止，而是在汪太后的建议下，实行专卖。不久端惠王等医生就发现，这种东西不仅能解乏提神，还能止痛和治疗疾病，尤其对头痛有疗效，甚至对防治鼠疫、霍乱、疟疾以及一切寒凝不通之病都有奇效，于是开始在全国各地广泛种植，成为继盐茶之后财政的重要来源，当然也引发了不少火灾。

　　但是孙传庭带着几个吸食者面圣，皇帝终于相信：这东西有剧毒，不能碰！

　　孙传庭还搬出当年汪太后《清宁絮语》中的祖训：对于这种能成瘾致幻、害人身心的毒品，一定要不惜代价予以毁禁！

　　古柯作为管制药品不能轻易触碰，但要全面禁绝，还是有难度的，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度还是不够；但是皇帝下定决心，贩卖者处死；吸食者剥夺袭爵和科考以及授官的资格。

　　慈炯的救火过程持续了十三年，四十三岁撒手人寰，留给继任者一个希望和危机并存的江山：中原地区的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但这百十年来，从各布政司到各宣政司、承政司，都在你追我赶的进行技术研发和推广，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如今，工业生产已经有了第二次爆发的势头。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国家实力的增强，朝廷自然要加强对海外各省的管理。但已经深耕当地的地头蛇们自然不愿意，尤其这些年来边疆发展迅速，已经不弱于中原地区，至少依靠天险，有了割据一方的实力。

　　此外，老化的水利工程需要修复，隔三差五就要被薅羊毛割韭菜的富商巨贾们的怨恨在滋长；朝廷对基层的控制力要加强，士子们的鼓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