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的人群看到这位从江南省来的干部竟然对着知青们直挺挺地跪了下去，顿时一阵骚动。不少人意识到事情闹大了，超出了寻常的纠纷范畴，少数明白利害关系的人开始悄悄后退、撤离，他们可不愿意因为看个热闹而惹上不必要的政治麻烦。

坐在吉普车里的陆文君，透过车窗看到杨从先猛然下跪的身影，心脏像是被狠狠揪了一下。她立刻推开车门冲了出去，跑到杨从先身边，伸手使劲想把他拉起来。她感到无比的愧疚和自责，这位杨干部与自己非亲非故，千里迢迢从家乡赶来，是为了帮她脱离苦海，却接二连三地被同乡们围堵，现在竟被逼到了当众下跪的境地，这让她如何过意得去？

然而，她身体瘦弱，力气太小，哪里拉得动杨从先这头犟驴？情急之下，她带着哭腔哀求道：“杨领导，你起来啊！不能跪！快起来！”

可杨从先的倔劲儿上来了，根本听不进任何劝解。他反而用力一挥手，将陆文君推搡到旁边，粗声吼道：“这里没你的事！回车上去呆着！别管！” 语气严厉，不容置疑。

就在陆文君手足无措、急得掉泪之时，谷永金终于带着以黄友民副场长和分场书记为首的十几名农场干部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跑在最前面的黄友民，老远就看到杨从先和知青们对峙跪地的场面，火气“噌”地就上来了。他几个大步冲到杨从先面前，脸色铁青，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呵斥道：“你这是干什么？！成何体统！起来！快给我起来！”

不等杨从先回应，黄友民立刻转向跪在地上的知青们，声如洪钟地怒吼道：“你们这又是想干什么？唱大戏吗？还拦路下跪！你们眼里心里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了？都给老子起来！”

陆文君趁机再次用力，总算把杨从先从地上拉了起来。然而，跪在地上的知青们这次对黄友民的怒吼似乎充耳不闻，依旧低着头，一动不动，用沉默表达着最顽固的抵抗。

分场书记的态度相对缓和一些，他跟在黄友民身后，用劝解的语气说道：“知青同志们，大家都起来吧！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诉求，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嘛！这样跪着解决不了问题。”

这时，跪着的知青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其中一个人，似乎在等待他的决断。被注视的那个人抬起头，正是带头的李常虹，他开口说道：“书记，没什么可商量的，我们就一个要求，我们要回家。”

“李常虹！”黄友民指着他的鼻子吼道，“你把话给我说清楚！谁不让你们回家了？有本事，让你家里想办法找到接收单位，开出调令，就像陆文君同志这样，我们农场肯定按手续放人！但是你想用这种胡搅蛮缠、拦路下跪的方式逼宫，我告诉你，绝对不行！”

“黄副场长，”李常虹显然是豁出去了，毫不退缩地反驳，“我们这不是在恳求家乡来的领导接收我们吗？除了求他，我们还能求谁？”

“你这不是恳求，你这是为难他，更是绑架！”黄友民气得脸色发红，“杨同志这次来的任务，就是为陆文君一个人办理调动手续！你逼他把你们这二十多号人都带回去，你动脑子想想，他有这个权力吗？就算他心一软，真把你们都带回去了，安置在哪里？工作怎么解决？粮食关系怎么落？你不能只想着自己回家，也得替别人考虑考虑，想想现实的可能性！”

分场书记见局面再次僵持不下，而且周围其他省份的知青越聚越多，都在观望事态发展，如果江南省知青这种方式得了逞，难保不会引起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他必须尽快打破僵局。

于是，他上前一步，语气诚恳地对李常虹，也是对全体跪着的知青说：“李常虹，我知道你是想为大家出头。说实话，背井离乡，谁不想回家？我理解。但是，国家建设需要人，边疆开发需要人，这份工作总要有人来做，我们不来，就得有别人来承担。你们在这里已经坚持了六年，为农场、为边疆建设出了力，流了汗，组织上会记得你们的贡献。以前你们江南省没来这边招过人，我相信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暂时顾不上，绝不是把你们忘了。你看，现在不是已经开始有家乡的同志过来了吗？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

他话锋一转，巧妙地引导着话题：“凡事都要有个过程，要讲规矩。这次江南省来，可能只招几个人，但下次呢？说不定名额就多了。所以我们要耐心等待。大家都起来吧，我们到办公室去，好好谈一谈。把话说在明处，你们二十多人，就算有招工指标，也不可能一次全部走光，肯定会有先有后。那么，谁先走，谁后走，按什么标准来排序？是看工作表现，看年限，还是大家民主评议？我们需要拟定一个让大家都能心服口服的章程出来。为了公平起见，我们现在就回办公室，大家一起商议，把这个标准给定下来！”

分场书记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既给予了希望，又将眼前无法实现的“全部返乡”诉求，转化成了一个看似可操作的“排序”问题。许多跪着的知青原本就因为膝盖被碎石硌得生疼而有些动摇，听到“排序”、“标准”、“商量”这些词，仿佛看到了一个虽不完美但切实可行的路径，开始有人陆陆续续地自己站了起来。

杨从先自知不擅言辞，在这种复杂局面下，干脆紧闭嘴巴，一言不发，全凭农场领导处理。

有人带头站起来，从众效应便开始显现，跟着站起来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