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因为他们都按时收到银行寄来的利息通知单。山田花子就是看准有钱人只管以人头账户存钱逃税，不问管理业务的漏洞而加以盗领的。

据该银行指出，Ｂ分行共有七十五名职员，其中女职员占三十五人，在全国九十四家分行之中属于中等规模的编制。山田花子的资历最深，性格开朗，待人接物态度亲切，尤其对银行的业务极为娴熟干练，同事和客户都对她赞誉有加。

事实上，依银行的内部规定，是不准代客户保管存折和印鉴的，因为只有提款和解约时才会用到印鉴，客户没有理由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由银行保管。不过，由于花子负责印鉴申请和更新存折等咨询业务，她便利用此职务诱骗客户把印鉴交托出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颇受客户的信任，因此当她从Ａ分行调到Ｂ分行，再由Ｂ分行转调Ｃ分行时，那些忠实的客户照样跟去捧场。

分行里每月都有例行的业务稽查，总行的稽查部也会每年来分行突击检查一次，但是八年来，他们都没能查出山田花子盗领存款的事证。

发现这次弊端的契机，是银行内部突击检查个人内务柜。这样的举动涉及人权问题，表面上稽查员很少这样执行，其实还是经常进行。这次，他们就是从花子的内务柜中找出客户的印鉴和存折。

银行方面旋即让她请病假休息，从中展开调查。不过，即便查出事情的来龙去脉，最终也只能在银行内部处理。因为最重视信用的银行，非常忌讳这类家丑闹上法庭，被媒体大肆报道。无论多大的金额，银行内部都能极巧妙地把它处理掉，然后尽可能向盗领的职员追回侵占的存款。

山田花子的盗领行为未依照银行所愿私下解决，而引来警方调查，闹上报纸版面，主要是因为遭到“内部检举”，也就是有银行内部员工向警政单位或报社告密。

据说，山田花子把盗领来的钱拿去购置新屋，还买下麻将馆当起经营者，带着部下到酒吧四处买醉，一个晚上花掉数十万日元也毫不手软。她光是在高级的地段买地盖“豪宅”，就花掉了盗领金额的三分之二。连性情耿直、领微薄薪水的丈夫都没发现妻子的罪行。

其实，类似这种女职员盗领存款的事件并非少见。数年前，某家地区银行就曾发生盗领事件，也是存款部资深女职员犯下的，其盗领金额高达九亿日元，震惊社会。她也是擅自把人头账户解约，开立支出发票提领出来。那些钱都是暴发户生怕税务局查税，以人头账户或无记名的方式存入的。

另外，虽然不是那么庞大的金额，还发生过某分行的女职员私自把客户的人头账户解约，盗领存款长达六年。由于她每个月仅领出十万或二十万日元，银行稽查时并未察觉。但在她调到其他分行以后，客户要解约时才发现自己的存款已被领光。她也是资深干练的女职员，平常在柜台服务的态度亲切，颇得顾客信任，还负责存款业务的咨询。

一般而言，以人头账户或无记名方式存款的客户，大都害怕自己的存款曝光。山田花子盗领事件曝光以后，警方讯问受害者的时候，他们都面露为难之色，不愿意跟警方配合。尽管当事者的受害金额各高达两三百万日元，但他们无不故意支吾其词回避警方的调查。因为除此之外，他们还把许多资产以人头账户和无记名方式分散存在其他银行，他们若坦陈，遭受波及的损失恐怕更大。当然，银行方面会补偿客户被盗领的金额，他们并没有什么实际损失，但银行对客户造成了麻烦。

据实际办理过人头账户存款的职员和外勤人员表示，银行内部都备有人头账户与本名对照的簿册。这些簿册原本都是由分行经理直接管理，但实际上却交由副经理等保管。

尽管这是极机密的资料，但行内人员未必会遵守这些规定。存款部的职员有业务之需时，照样可以查阅那些簿册。

原口元子手上那本黑色皮革手册就完全誊抄了簿册上的所有数据。她在东林银行千叶分行的存款部任职多年，职权相当于部长，而且副经理也把该业务全权交由她负责，她要抄录这些资料简直是易如反掌。

不过，原口元子是主动向分行经理“自白”她盗领了人头账户里的七千五百六十八万日元。在这一点来说，跟其他同类型事件最后是被银行调查出来的情形有点不同。

原口元子的自白是有相对担保的。由于银行最怕自身信用受损，总是极力防止警方介入调查，因此希望能在内部处理掉这些棘手问题。黑色皮革手册若被交给国税局等单位，将给那些开设人头账户的客户带来麻烦，银行本身也会受到发出“彻底遏止‘人头账户存款歪风’”公告的大藏省银行局的冷眼相待，而且对表面上答应配合上述政策的银行协会过意不去——换句话说，这种银行内部的盗领罪行，很可能让大藏省银行局借此找到要求全面废除、禁止无记名和人头账户存款等陋习的着力点，到时候东林银行将难辞其咎。

原口元子有办法让她盗领的七千五百六十八万日元销账，并为日后自保取得分行经理和总行顾问律师的联署签名，依仗的就是“黑色皮革手册”这强而有力的武器。

三

Ａ画家在意大利待了一年左右。

这期间，他到美术馆和教堂游历观摩古画和雕刻，时兴所至便留下来临摹学习，还到各地旅行写生。他的日本画家朋友在罗马和佛罗伦萨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也在那里停留。

他是二月返回日本的。回国一个星期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