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了。急于要回去庆功分赃，而张邦昌的那些佐命元勋也急于要把新主子推上宝座，自己好加官进禄。双方一凑，把张邦昌即位之期定得这样仓促，也顾不到在表面上的自圆其说了。此外，还有一个老大脱榫处，金军扶立张邦昌后，就要带着战利品与俘囚全师北撤。二帅及刘彦宗说过几次，要张氏君臣谋自立之道。而张邦昌立国全靠金朝的兵力，如果失去这座后台，他们可以使用的兵力只有范琼手下数千人。现在不说别的，单是在相州的康王赵构手下已结集了十万兵力，两眼睁睁地看着东京城，金军对他也没奈何。要凭范琼之众与他抗衡，岂非梦呓。明知道这些摆在眼前的危机，唯恐做不成佐命元勋，他们抢在前面，就是做一天皇帝、做一天佐命元勋也好。谋近利者无远忧，他们即使在考虑自己的利益时，也是十分短视的。

他们就是在这样危机四伏中关起城门，掩蔽双目，欢天喜地准备开锣大吉。

5

许多官员把自己姓名签在议状上愿拥立张邦昌的同时，也有些官员庸中佼佼、铁中铮铮，既不愿签名，也不愿拥戴，他们反而烧冷灶，表示了忠于宋朝、忠于赵氏一姓的立场。

青城请臣得到消息比城内百官还早两天。留守孙傅、副留守张叔夜去到军营的当夜就有人来说降。第二天粘罕亲自出马，接见张叔夜道：“孙傅不肯立异姓，已为我大金所杀。公年老大，家族繁盛，岂可与孙傅同死？你写一份愿立张邦昌为主的文字，宰相可致。”

张叔夜一听到张邦昌的名字，就一口唾沫吐在厚厚的地毯上，左右喝止，粘罕再次温言劝告。张叔夜慨然道：“叔夜累世荷国厚恩，誓与国家同存亡，实不愿立异姓。”

张叔夜乃国初大臣侍中徐国公张耆之后，累世簪缨，所谓是“故家乔木”。他刚入金营，就知刘鞈殉节之事，叹息道：“刘仲偃已先我一步走了，负此良友，九泉下如何相见？”

不过他当时没有死，后来随渊圣北狩，途次原宋辽接界处的白沟河，在张叔夜心目中，过此一步再死就不是死在大宋的国土上了，当即扼吭而死。他也实践了渊圣第一次蒙尘时与刘鞈一起立下的“主辱臣死，与子同归”的庄严誓言。

孙傅并未被杀，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二帅上书，乞存宋朝，乞存渊圣，乞存赵氏。渊圣既废以后，他又上书乞立太子，前后共上书九次。围城之役，孙傅与何一样相信那个神道作法的老兵郭京到了痴迷的程度，最后导致了东京的沦陷。他自知误国有罪，现在是蓄意存赵，意图赎罪补过。

渊圣第二次蒙尘，出城前以太子监国，命孙傅为留守，执手托付道：“朕此行吉凶难卜，以太子与宗社托公，公好自辅之。”

“臣敢不尽心辅佐太子，事有蹉跎，继之以死，决不负陛下之托。”

这两句对话，犹在耳际萦绕，事势已变，金人要索朱皇后、太子出城，他身负师保之重，何况自己的名字是一个“傅”字，对太子的安全负有全责。当时宗社国家太上皇官家都保不住了，唯独一个太子，他还想死死保住，自己想不出办法，只好问计于吴革。

吴革料事屡中，孙傅知道他有文武才略，对他十分器重。只是吴革多次建议，孙傅都不能用，不是不想用而是不敢用。譬如病危之人，非用重剂劫药不足挽救，医生开了方子，病家迟疑低回，唯恐一剂而死，不敢服用，这是所有庸懦迟缓的病家的通病，他们宁愿慢慢地去就必死，而不愿冒一下险以求万一的生存。

当时吴革提出一个大胆建议，派人去找一个与太子年龄相当的男孩，今夜密送入宫内。此事要留守出力。明日虏人要索皇后太子出城，皇后抱着假太子，车驾经朱雀门时，老百姓鼓噪拦住不放，定要留下太子，与奸党纷争起来，乘乱中把假太子推堕车下，让奸党们舆尸出城。此事义士何宏、李宝辈足以了之。不过皇后掩袂痛哭，要装得逼真。这里仍以赈饥救乏为名，团结忠义之士，结成队伍。太子微服居中，溃围而出，再作后图。突围之事，吴某身自任之。此计大妙，只不知留守敢不敢行此公孙杵臼、程婴之事？

吴革用的激将法，孙傅一时感动，慨然允诺，并愿身任公孙杵臼，明日保假太子出城，不惜殒身碎骨，以坚敌人之信。及至吴革把假太子找来，他去大内，看到内监邓珪关防严密，皇后太子居室都有人穿梭似的往来，假太子又不争气，在他怀中连声啼哭，他无隙可乘，只得废然而返，一条好计，又成画饼。

补过赎罪不能单凭主观愿望，还得有一定的胆魄能力。坐而论的宰相一般都缺少立而行的能力。孙傅既拿不出其他办法，最后只有向金人乞哀之一途。在那一段时期中，宋朝的官员，还有一些太学生、老百姓对金人存在幻想，认为国家大事凭他们写几封哀求信，磕几个响头，就会得到金人的怜悯，斡转乾坤。有的人明知金人冷酷，哀求不成，可能为自己惹来杀身之祸，还要去撞一撞。他们倒不缺少杀身成仁的勇气，只要青史中为他留下一个存赵殉节的美名。其志可悯，其事可耻，其实是愚莫及焉！

不过金人对孙傅倒没有十分为难。

反对立张邦昌的还有留在斡离不刘家寺大营的司马朴。他虽是渊圣的随行臣僚，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