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跌荡起伏，我们应该不需要去探究这有什么“意义”。运动赛事能产生如此大的集体兴奋感，这就是它存在的目的。我们也都知道，在这些场合，用肢体表达兴奋感——叫嚣、跳上跳下等，都是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的。体育活动和竞赛可以当成集体欢腾的媒介，当然不是每次都有效，毕竟有些比赛很无聊，而且一定有一队会输，但就某一方面来看，至少比任何摇滚演唱会都有效。在戏院里举办的演唱会，每个人都面对着舞台，看不到其他人的脸，只看得见他们的后脑勺。但是，运动场是圆的，“观众看到彼此的脸，便能互相感染情绪”。[5]人们说要去球场看克利夫兰布朗队、奥克兰运动家队、曼彻斯特联队比赛，但事实上也是去看其他观众，跟大家一起喊加油，一起感受在运动场上互相传递、不断累积的兴奋感。

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工业化国家，还没有什么运动赛事可以创造出集体的热情，除了少数被边缘化的宗教狂热仪式可比拟。当年没什么公开的节庆活动可以比得上一颗移动的球所创造的惊喜。随着时间推移，运动赛事大肆盛行，紧紧抓住观众的想象。英国、南美洲的球迷组织成精致的社团。此外，运动赛事还入侵传统节日，且改变了人们的庆祝方式，例如美国的感恩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记者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描述美国运动时，说全国像“着了魔”一样，确实有理。[6]

二十世纪后期，不断商业化的运动赛事也加速了另一个趋势成长，那应该是美国境内最戏剧性的一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运动节目移到电视的黄金时段，全国几十个电视频道，二十四小时都在播放比赛和相关评论。运动场座位也增加了，亲临现场看比赛的机会也越来越多。1980年到2003年之间，美国兴建了一百零一座运动场，每一座都能容纳七千人。[7]古罗马人的公民生活围绕着竞技场，每征服一个城市就在当地兴建一座，美国人的决心也不容小觑，兴建运动场的经费优先于其他公共服务，如教育或学校体育经费。[8]

大型运动集会给我们机会适当地吵吵闹闹，但不是全无缺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评论员常常惋惜，人们不在自家社区打棒球，都去看比赛了。观众比较像去看“巨星”，而不是运动员。但我们不太确定，球迷最后会不会因为一直处在被动位置而厌倦比赛。我们很少有来自球迷的第一手报道，多半都是来自记者，记者的专业身份让他们位居运动产业的中心。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英国与美国的观众先后发展出又新又有创意的参与方式——就像摇滚乐迷拒绝安静坐在座位上一样，观众开始把体育“嘉年华化”。他们穿着精心设计的衣服去看球，加油的时候不只是反复喊口号，而是全体跟着节奏一起动，并加入自己的音乐、舞蹈，还一边看球一边大吃大喝。运动赛事和摇滚乐的相似之处绝非偶然，二十世纪后期的球迷变得更有活力，摇滚乐是一大功臣。

西洋运动简史

这一章我们关心的，是由运动粉丝发起、鲜少被注意的“革命”。但首先我们先从历史来看看我们谈的是哪一种运动。有些体育活动目的只是要展示运动员的才华，此外没什么内在价值、意识形态与更大的愿景。令人惊讶的是，谁有资格参赛、谁有资格观赏、可否举办比赛，这些议题在历史上都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近几十年最明显的冲突都是关于种族与性别，例如黑人能不能进入大联盟打棒球，女人能不能和男人比赛高尔夫。过去几百年的冲突则多半围绕着阶级。上层阶级有自己的运动，如打猎。下层阶级有射箭比赛或其他“民俗运动”，观众与选手常常混在一起。比如在早期的足球赛中，村民全部出动，彼此较劲，男人、女人、小孩都参赛，还用猪的膀胱做成橄榄球。男人和女人各自有竞走大赛，有时候是男女对抗，奖品是跳一支舞或一个香吻。

在近现代初期的欧洲，人们通常趁着庆典、嘉年华举办体育竞赛，在英国则是趁着教区节日或博览会。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后，保守分子批评庆典活动，也反对运动比赛。民俗运动很容易脱序，最早的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当局很苦恼，经常得下活动禁令。1567年，英国米德尔塞克斯郡（Middlesex）的法院起诉了七个男人，法院记录中写道：“这七人与其他一百名身份不明的犯罪者违法集会，违法举办足球比赛。这类活动很容易引起口角，甚至导致凶杀案件与其他严重意外。”[9]工业化之后，工人阶级只剩下星期天可以运动。然而对保守的教徒来说，星期天是安息日，所以又禁止了工人当天从事敬拜以外的活动。他们批评运动是浪费时间的活动，不如把时间花在工作或沉思灵魂是否能得救上。在清教徒的新英格兰殖民地，运动一直是违法的，法律甚至规定，“在主日当天散步，非必要也不合时宜”。[10]

十九世纪末，传统庆典的许多内容变成大型的展示活动，运动比赛也一样。一开始，这些活动不是统治当局组织推动的，而是精英分子勉强同意举办的。以棒球为例，在美国一开始完全是劳动阶级的运动。运动史学家泰德·文森特（Ted Vincent）认为：“精英分子之所以反对，表面上是担心群众失序的行为，例如酒醉、赌博、偷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