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敢去拿它。附近有一只风扇在嗡嗡嗡地响着。接着，有扇装着毛玻璃的门开了，我看到一个身穿白色外套，神色严肃的高个子，手里拿着一张图表，在向我招手。

“来，”他说。

我站起身来，经过他面前，走进一间陈设简单的大办公室里去，心里想着，现在，我就要知道了。现在。

“坐下，”他说。

我在靠近他的写字台的一把椅子里慢慢地坐下。他用一种沉着的、严谨的眼光注视着我。

“你叫什么名字？哦，这里，有了，”他仔细地看着图表说。这时我心里好像有个人想告诉他别作声，但是他已经叫出我的名字了，我听见自己“哦！”了一声，头部痛得像被刺穿了一样，我立刻跳起来，胡乱地看着四周，急急忙忙地坐下去，站起来，又坐下去，回忆着。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突然我发现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所以这一次我就坐着，没有再站起来。

他开始问问题，我能够听见自己流利地回答着，虽然我的内心由于迅速变化的感情映象而感到震惊，这些映象像高速倒回的磁带那样，在我的心头发出尖锐刺耳的、咔嗒咔嗒的声音。

“好啦，我的孩子，”他说，“你的病治好了。我们就要让你回去。你觉得怎么样？”

突然我又不懂了。我看到在一只听诊器旁边，有一本公司的日历和一把微型的银漆刷。他的意思是让我离开医院呢，还是离开工作？……

“先生？”我说。

“我说让你出院，你觉得怎么样？”

“好，先生，”我用一种不真实的声音说。“我乐意回去工作。”

他看着图表，皱起了眉头。“你就可以离开，但是关于工作，恐怕你会感到失望的，”他说。

“您这是什么意思，先生？”

“你经历了极为严峻的遭遇，”他说。“你不适合干工业的艰苦工作了。现在我要你休息，要有一个恢复期。你需要调理，恢复体力。”

“可是，先生——”

“你不必太心急。你对让你出院感到高兴，对不对？”

“哦，是的。但是我往后怎么过活呢？”

“过活？”他扬了扬眉毛。“另找一个工作，”他说。“找一种比较不费力的、安静一点的工作。一种你准备比较充分的工作。”

“准备？”我看着他，思考着，他也熟悉内情吗？“随便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做，先生，”我说。

“问题不在这里，我的孩子。在我们的工业条件下干活，你恰恰准备不足。以后，你也许能适应得了，但是现在不行。记住，你的遭遇会得到适当的赔偿的。”

“赔偿，先生？”

“嗬，是的，”他说。“我们采取一种开明的人道主义政策；我们所雇用的一切人都是自动保了险的。你只消在几份文件上签字就行了。”

“什么样的文件，先生？”

“我们需要一份免除公司责任的宣誓书，”他说。“你患的是一种疑难病症，我们不得不请来许多专家。可是，毕竟随便干哪种新的工作，都会碰到意想不到的事故的。可以说，它们是发展的一部分，是正在调整的一部分。一个人冒险了，有些人提防着，而别的人却没有。”

我看着他那起了皱纹的脸。他是医生？是工厂的高级职员？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吃不准；而这时他好像在我的视野中来回移动着，尽管事实上他异常沉着地坐在椅子里。

一句话不禁从我嘴里冲了出来：“先生，您认识诺顿先生吗？”我说。

“诺顿？”他的眉头皱了起来。“这个诺顿是干什么的？”

那么就算我没有问过他吧；这个名字听上去陌生。我匆匆地用手揉了揉眼睛。

“对不起，”我说。“刚才我想您也许认识他。他只是我往常所认识的一个人。”

“我明白了。好，”——他拣起几份文件——“那么，情况就是这样，孩子。稍迟些时候，也许我们能做点什么。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这些文件带走。把它们寄来就是了。它们一寄回来，你的支票就会寄出去的。你喜欢什么时候寄来都可以。你会发现我们非常公平合理。”

我拿了叠好的文件，盯着他看，看的时间似乎太长了。他看上去好像在摇晃。然后我听见自己开腔了：“您认识他吗？”我的声音高起来了。

“谁？”

“诺顿先生，”我说，“诺顿先生！”

“哦，什么，我不认识。”

“是的，”我说。“谁也不认识谁，而且时间也隔得太久了。”

他皱起眉头，而我却笑了。“他们把可怜的知更鸟拔得一毛不剩，”我说。“你可认得布莱索？”

他看着我，把头歪向一边。“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吗？”

“朋友？哦，是的，”我说。“我们都是要好的朋友。老朋友了。但是，我想我们并不属于同一个集团。”

他的眼睛张得大大的。“是的，”他说。“我以为我们不属于同一个集团。不管怎样，好朋友总是难得的。”

我感到头昏眼花，开始笑起来，而他好像又在摇晃了，我想问问他关于爱默生的情形，可是这时他在清着喉咙，暗示他的接见已经结束了。

我把叠好的文件放进工装裤的口袋里，拔腿就往外走。在一排排椅子对过的那扇门，好像离得远远的。

“保重身体，”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