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出了与毛异曲同工的手段和谋略。

进川伊始，张国焘便分别给四川的大军阀杨森、田颂尧以及陕西的孙蔚如等三人，各写了一封信。

而这三封信，也很自然地在其后成为他最值得炫耀的一个资本，常常被他拿出来以此标榜，并自我美誉为“三封信打出一片根据地”。

可笑的是，杨森虽然接受了张国焘的信，却只是轻蔑地一笑，便将信随手扔在了垃圾堆里。至于田颂尧，则很干脆地拒绝了他的信，只是因为慑于红军的威名，才没有处死送信的信使。因为四方面军占领的大片区域，大部都在田颂尧的地盘上。

而孙蔚如作为仅次于西北王杨虎城的第二号军阀，则是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张国焘的来信，并且基本接受了他的建议秘密达成了一项互不攻击的协议。

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日军对那个方向的中国地方政权挤压的有多么厉害。

而这次合作，也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孙蔚如，在中国解放后，不仅没有被列入战犯名单，而且还作为有功人员，继续在人民政府中担任陕西省副省长一职。

这就是张国焘在此建立的所谓“西北联邦”，而不是惯常的以“红色苏维埃”来命名他的政权。首府北川，后世汶川地震将使它在一夜之间为国人熟知，但这时却是少有人知。

这个红色政权，张国焘并没有自任主席，而是由周纯全出任，并控制着近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虽然属人口稀少地区，而且多是少数民族，但却是一个天然肥沃的地方，从而也就养活了红四方面军近八万将士，并且和其他红军部队不同，他们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妇女独立团，人数达2000以上的正规战斗部队。

作为最后一支结束长征的红军主体，其中将有一部分被单独作为西路军，一路浴血奋战，直至最后孤立无援，成为长征中最具悲壮色彩的一支红军而让后人扼腕叹息。这支在红军中少有的妇女独立团，恰恰就在其中。

最可靠的历史记载是，直到1939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几年了，仍有不少自称为红军西路军的官兵，一路乞讨找回延安。更多的则是在已经可以公开成立的各地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陆续回到各自的部队。从分兵到最后的回归，20000多人的西路军将士，幸存下来并最终走到集结地新疆星星峡的人数是420人整。

现在，除了对红一方面军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