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老百姓，设法解救被关押的方先觉等人。”

其中，包括搜索营第1连连长臧肖侠。

在回忆录里，他这样说道：“余于最后之混乱状态中，率领残余士兵十余人，装扮伤者，化整为零，潜入花药山麓之破房内，将武器埋藏地下，挨过一昼夜的饥饿，利用夜暗，偷过敌人警戒线，进入衡阳西乡、长乐、罗洪庙一带山区，与地方武力结合，对敌展开数月轰轰烈烈的游击战……”

衡阳的大幕就这样落下了。

47天的战斗中，战死殉国的校级以上军官有：

徐声先中校，预10师第30团第2营营长，城西南市民医院附近无名高地；

余龙少校，预10师第28团第2营营长，城南枫树山；

李昌本少校，预10师第28团第3营副营长，城南五桂岭；

周国相少校，预10师第30团第3营营长，城西南湘桂铁路机修厂；

赵国民少校，预10师第28团第1营营长，衡阳城内西市区；

翟玉岗少校，预10师第28团第2营副营长、代理第3营营长，衡阳城内西市区；

许学起少校，第3师第7团第1营营长，城西北易赖庙前街；

孙虎斌少校，第3师第9团第3营营长，城西南虎形巢；

谢英少校，第3师第7团第2营营长，城西杜仙庙；

穆鸿才少校，第3师第7团第1营副营长、代营长，城西北易赖庙前街；

邹亚东少校，第3师第8团团附、第7团第1营代营长，城西北易赖庙前街；

鞠震寰上校，第3师第9团附团长、第7团代团长，城西青山街；

王金鼎少校，第3师第7团团附、第3营代营长，城西青山街；

苏琢中校，第3师第8团第2营营长，五桂岭；

赵培孚少校，第3师第8团第2营代营长，五桂岭；

李适中校，第190师第568团附团长，衡阳城北阵地；

刘家城少校，第190师第568团第3营营，衡阳城内北市区。

衡阳一战，葛先才预10师伤亡最重。周庆祥第3师整体上虽没预10师伤亡惨重，但其第7团为亦创下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一记录：47天血战中，第7团团长鞠震寰阵亡；所辖第1营先后三任营长全部阵亡，他们是许学起、穆鸿才、邹亚东；第2营一任营长谢英阵亡；第3营营两任营长李桂禄、王金鼎先后阵亡。更多的战士没留下名字，却以血肉之躯化作衡阳的一草一木，永远地留在了湘江边的这块土地上。

现在要说的是，抗战八年中，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取得胜利的大战，有台儿庄、万家岭、上高、五原、第三次长沙、雪峰山、松山、腾冲、龙陵等役。在以上几役，中国军队虽然取胜了，但具体到伤亡人数，仍是多于日军的，尤其是像松山、腾冲两战，名副其实的惨胜。在死伤交换比上，中国军队占上风的，只有1944年盛夏的衡阳一役。在战前，衡阳守军共计18,000人左右。横山勇致东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秦彦三郎和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的电报称：中国守军遗尸4100具，日军掩埋的另有1000多具。葛先才回忆，战死6000多人，这也是重庆军委会的数据。实际阵亡数字可能到不了6000人。衡阳陷落后，日军作了详细统计，俘虏守军13,306人。这些人里，轻重伤员有7000多人，非伤员6000多人，其中将近一半是辎重兵、通信兵、卫生兵、勤务兵等非战斗人员（此外，衡阳陷落后，应还有千人以上的民工）。

再来看一下日军的伤亡。

先看47天哪些日军参加了围城战：

第116师团第133联队、第120联队以及第109联队一个大队，第68师团全部，第34师团针谷支队（以一个步兵联队为基干），还有后来参战的第58师团、第11军直属野战重炮联队和独立山炮兵第5联队。此外，第13师团伊藤联队和炮兵在湘江东岸进行火力支援，虽未直接参与进攻，但不应将之排除在围城部队。从新墙河到衡阳城下，以上诸部队在相关战斗中自然有减员，但损失不多。依此估算，参与衡阳围城的日军在6万人左右，是守军的3倍多。

日军之伤亡是惨重的。

森金千秋在《湘桂作战：大陆纵贯两千里》记载：主攻部队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在8月4日第三次总攻前，还剩下编制的十分之一。在《血泪的记录：岚兵团步兵第120联队史》里，参战联队长儿玉忠雄的回忆是：该联队在8月8日占领衡阳时，只剩下将近不到400人。一个步兵联队满员3000多人。黑濑平一第133联队，则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占领衡阳时，只剩下331人。（见《步兵第133联队史》）以上数字包括轻伤员。剩下331人，并不意味着这个联队的其他人就都被消灭了。从新墙河到衡阳城下有一些损耗，重伤员则运往其后方野战医院（攻打张家山的小熊少尉就一度执行护送任务）。但即使如此，第116师团的这俩难兄难弟般的联队也都被打残了。

伊藤正德在《最后的帝国陆军之死斗篇》中记录下的衡阳日军伤亡数是19,380人，其中阵亡1万人。军官受伤910人、阵亡390人。

按葛先才回忆，抗战胜利后，他奉蒋介石之命，去衡阳收集第10军将士的遗骨，过长沙遇到第10军老军长、第27集团军司令官李玉堂。李告诉葛，他曾问过多名日军师团长，衡阳一战，日军到底死伤多少，皆答：48,000多人。这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