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抗日活动即是反革命！

上海陷落后，日军加大了对南京的轰炸。在空袭南京时，刺耳的防空警报不时响起。上海开战后，中国空军虽然打得很好，出了不少王牌飞行员，但无奈飞机数量有限，损失一架就少一架，开战一个月后中国这边的空军力量就不行了。此时分散在句容、扬州和笕桥的三个大队残余的飞机已全集中在南京光华门外的大校场机场（此时来了一批苏联志愿飞行员）。日机不仅天天来南京轰炸，还开始嘲笑起中国空军，轰炸完了不立即飞走，而是做起了飞行表演。见此情景，刘粹刚大怒，钻进2401号战机，几个回合下来，在南京上空击落了新田慎一海军少佐（鹿屋航空队飞行队长）的座机。

上海陷落当日，政府发表了《告南京市民书》，讲述当前的紧急局势，开始疏散南京居民。

此时南京有人口一百万出头。疏散工作进展缓慢。陆续离开南京的，除了各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和家属外，就是有权或有钱的。他们主要顺长江而上撤往武汉。所以下关码头天天船来船往。很多南京人想走，但对平民来说，这时候自然是一票难求。其实，直到这时候，不少市民仍不相信日本人会打过来。还有一小部分人的想法是：就算日本人占了南京，又怎么样呢，咱还过咱的日子。

说到南京的防御，实际上早在1934年，政府就搞了“南京防御计划”，预想日军攻击南京的几种可能：日舰炮击南京、空袭南京、海军特别陆战队登陆进攻南京、日军沿京沪铁路和京杭公路或沿江北地区进攻南京。防御计划里，从敌情判断，到所采取的军事对策，都特别齐全，而且细化到在某个局部需要多少船用跳板和麻绳（甚至连跳板和麻绳的长度都作了规定）。别光看着华北的几个协定，以为南京那边满脑子糨糊，过一天是一天，其实还真不是，什么最坏的打算，南京政府都想到了。当然，这也再正常不过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连这些都想不到或者不去想，那也就没存在的必要了。

同样从1934年起，南京大规模地开始修建针对日军的永久性防御工事。当时抓这事的是南京宪兵司令兼警备司令谷正伦。说到南京防御，谷正伦是有发言权的，因为当年北伐军打南京时，谷正伦就是先锋，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炮兵的他，亲自放了几炮，就拿下了雨花台，然后进了南京。有这样的经历，谷正伦在主持南京防御工事时，特别注意雨花台高地的工事。

但这时候有人建议：在雨花台和天堡城（紫金山西峰山顶）两个南京城外的制高点掘壕筑墙，壕沟可以阻挡日军的坦克，高墙上设射击孔，后面可以放上步兵。在天堡城到太平门之间的公路上，也可以修建这样的长壕和高墙。

谷正伦把这个计划呈上去。蒋介石还没说话，先被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毫森否决了。

法肯毫森是个职业军人，当年是八国联军中的一员，入侵过北京，这就不提了，后来在军中屡建战功，做了德累斯顿步兵学校的校长（1938年夏天，被希特勒叫回国，含泪告别蒋介石；欧战爆发后，在西线统领纳粹军队，任比利时军事总督）。这个德国老炮认为：针对坦克进攻时，壕沟虽然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但高墙却经不起口径15厘米以上的榴弹炮攻击。与其搞这个，还不如多修步兵支撑点、机关枪阵地，以及地雷阵地。这些手段看似平常，但却具有多种防御用途。

蒋介石也觉得这个观点靠谱，于是马上开工。

雨花台建筑了半永久性的机关枪工事，天堡城环城修建了多座重机枪掩体，紫金山半山腰至天堡城连线也建筑了半永久性机关枪阵地。

到了1935年，蒋介石要搞一个以保卫南京为目标的演习计划，唐生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湖南东安人）马上从命。

跟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老唐从军校毕业后回本省从军。这个人有两下子，要不然后来也当不了湖南最有实力的派阀，也不会成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不过，老唐这个人有个特点，喜欢冲动，嘴比脑子快，还有点浪漫主义，当年他的湘军被吴佩孚的军队打得大败，士兵们都往后撤，老唐一着急躺在路上不叫大家跑；再比如，老唐信佛（法名法智），于是也叫手下的士兵“受戒”，每个大兵胸前都戴个“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徽章。

豪杰并起的时代，大致有两类人，一类是琢磨着怎么找个好单位，一类是琢磨着自己单干。有一段时间，唐生智属于后一类，一度想跟蒋介石争天下。但这个老唐，打那些旧军阀还可以，在跟蒋介石的较量中，被一次次猛擂，但一直不老实，抓个机会就反蒋，所以气得蒋介石放出话来：我誓灭唐生智！当然，最后老唐被打老实了，蒋介石还算宽大，给了他个一级上将，让他出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后来又兼任了警卫执行部主任。

警卫执行部是秘密成立的，任务是对日进行战备。搞演习这个事，自然就落在了主任老唐身上。

在老唐操扯的这次大演习中，分东军和西军，第36师、第87师和教导总队等部队参加演习。蒋介石亲临，东军司令官张治中、西军司令官谷正伦，审判长是杨杰。

老唐是这样设计的：四道防线，第一道为上海至杭州湾；第二道从昆山、无锡、苏州到杭州；第三道从江阴到镇江；第四道，也是最后一道，为南京。演习开始后，东军（代表日本军）以第87师和教导总队为主力，集结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