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暴行最重？

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习惯这样入笔：“在松井石根和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开始了长达6周的大屠杀。”当时，之所以这样定义第6师团，是因为该师团是第一个杀入南京城的，而且它的师团长谷寿夫在战后于南京接受了审判并被执行枪决，为人们所熟知，所以给很多中国人留下第6师团是南京大屠杀首犯，甚至是唯一施暴部队的印象。

第6师团罪行罄竹难书，自不必说。在大屠杀中，下关江边是第一大屠场，第6师团驻扎的雨花台、中华门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从南京陷落到12月21日第6师团开向芜湖，在这八九天里，每天都有中国战俘和平民被带到这里屠杀。

但第6师团并不是南京大屠杀中残杀中国军民最多的日军师团，残杀中国军民最多的师团是中岛今朝吾的京都第16师团。

因为这个师团是南京警备部队，驻扎南京时间最长，12月21日以后的暴行，都可以计在第16师团的名下。这些暴行加上21日以前该师团的暴行，就可以判定，在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这支来自京都的部队屠杀中国军民最多，这个数字有可能超过10万人。

1945年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岛得病而亡，侥幸躲过了审判。当时，在南京，中岛对部下的屠杀所持的态度，不是默许而是鼓励。中岛甚至对前来“整肃军纪”的东京来人（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本间雅晴）说：“中国人算什么？有多少杀多少。”

中岛的残暴一度让东京“感到为难”，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皇军的形象”，指出“中岛君所部的行为，有失人道”（陆军省要员阿南惟几语）。

松井石根在日记中也写道：“（暴行）果然是第16师团长以来的表现引起的。”

对很多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而言，日军给他们留下三个深刻印象：个子矮、都留着长长的胡子——中岛部队。

除第16师团和第6师团外，山田支队的屠杀也非常凶暴。在过去，该支队在南京的行为一直被忽略。山田支队在南京陷落后一直驻扎在江边的上元门一带，实施了大屠杀期间最大的一起暴行，即草鞋峡大屠杀。在这次屠杀中，中国军民共计57,000多人遇难（以平民为主）。加之在大湾子和鱼雷营的屠杀（以战俘为主），遇难于山田支队枪口下的中国军民至少有8万人（该支队士兵称超过7万人）！这一数字排在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之后，排在谷寿夫第6师团之前。

南京陷落后不久，松井石根、柳川平助和朝香宫鸠彦，被昭和天皇召见，赐予三人以镶有皇室菊花的银瓶；对谷寿夫、中岛今朝吾、草场辰巳、佐佐木到一、牛岛满五人，则进行了嘉奖。

当然，南京浩劫还有隐秘的内因。

1937年身在南京的日军士兵，在屠杀时没有什么负罪感。他们在国内时，都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年轻人，可踏上中国土地后，这一切都变了。

关于日本的民族性格，最矛盾的一点是优越感与自卑感并存，也就是所谓的畏强凌弱。回顾历史，日本在20世纪的盟友相继是英国、德国和美国。日本人对作为强者的西方人怀有自卑感，对多年来被他们连续战胜的中国心存不屑。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视，直接表现在以杀人为娱乐、以杀人为游戏、以杀人为比赛上。但对待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就是另一张面孔了。在安全区内，几个日军正在屋里轮奸中国妇女，被拉贝看到，他朝那些日军挥动着德国国旗。日军看到后，面色惊慌地说：“啊，德意志！德意志！”说完，扔下中国妇女，灰溜溜地跑了。费奇把在一寓所里将强奸妇女的日军轰走后说：“看到这些‘勇敢’的士兵在我们的驱赶下竟翻越装有倒刺的围栏而逃，我们只有嗤之以鼻。”1937年的南京，在日军的刺刀下，中国人人人自危，西方人虽然天天往返于日军面前，但没一个人受到伤害。后来，马吉牧师这样回忆道：“我们都感到意外，我们竟无一人被杀。”

日本700年武士争斗史，使他们养成一种复仇文化。1937年，日军在上海伤亡惨重，向南京追击途中，没后勤保障的行军令士兵们“苦不堪言”，而且又遇到中国军队的步步抵抗，终于兵临南京城，第9师团首战遇阻光华门，凡此种种，使日军在陷城后产生了报复心理。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回忆时说：

（扫荡暂时结束）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10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

松冈环女士在《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中实录了很多日本士兵的回忆，其中第16师团第33联队士兵吉川定国这样说：

有几百个中国俘虏被集中在一起，望着俘虏，我产生了愤怒的情绪，认为我们之所以这样辛苦，都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于是，我们把俘虏一个个地刺死。

士兵三本木一平说得更为直接：

看到自己的战友和同一个村的人战死，便怀恨在心，觉得（在南京）杀死中国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日本的岛国环境，让他们养成在毁灭和残忍中发现“美”的习惯。在日本的文化中，残忍不是作为被憎恨的对象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审美标准存在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日本人切腹时追求的那种精致和程序。具体到军队，便形成以残忍为核心的集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