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板垣真是说得出口。

今井对板垣的固执表示疑虑，当然他也明白其固执的缘由，那个“满洲国”是他板垣一手扶植建立的。

在九龙半岛旅馆的会谈中，关于伪满地位问题和日军在华北驻军问题成为双方的鸿沟。最后，“宋子良”表示：两大问题可成为悬案，留着以后去解决。

今井说：“好啊，那就停战吧，国民政府先发个‘亲日防共’的声明，然后进行正式和平谈判。”

随后，会谈又转移到海上的一艘小艇里。

今井说：“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前，双方搞个高级会谈，我们的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出席，你们的蒋委员长也要出席，地点可以定在长沙。”

后来，今井在回忆录中说，自己之所以想把板垣征四郎拉到谈判桌，是因为板垣虽在“满洲国”问题上不肯让步，但只要他来到谈判桌，领略了双方的谈判空气，那么最后就有可能松口，这样停战的概率就大大增加。

今井的建议被“宋子良”一口否决，原话是：“其实你现在就相当于正在和蒋介石会谈，没有比这更高级的了……要大人物出面，也需要等到会谈成功才行。”

日方愈加对“宋子良”的身份产生怀疑，但一时又无法调查。

第二次会谈，仍在九龙半岛旅馆，跟随今井来的铃木中佐一度用特殊相机从门锁的洞眼拍摄了“宋子良”的照片。

今井返南京后，立即请来陈公博、周佛海，叫他们认一下照片上的人到底是谁。周佛海说很像宋子良本人，但陈公博说一点也不像，于是还是无解。

在南京，今井对板垣的固执深表不满，觉得他一根筋。他认为，不管重庆承不承认“满洲国”，“满洲国”都已存在：“再没有比拘泥于这个问题给结束事变造成更大破坏的了。”

6月4日，日本人跟“宋子良”的会谈在澳门继续进行。

那是澳门郊区一个类似凶宅的地下室，里面黑天白日都点着蜡烛。这一次，日方参加者除今井武夫外，还有前面提到的陆军参谋本部的臼井茂树，此人带来了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委任状。

这一次，谈到对汪精卫的安置，“宋子良”提出先由张群代表蒋介石去上海跟汪精卫会谈，叫汪出国或彻底隐退，随后板垣征四郎去重庆，跟蒋介石直接会谈。

对板垣去重庆这一点，东京来的臼井表示反对，理由是：“这似乎表明日本上门去求国民政府？”他仍建议双方在长沙举行停战会谈。先搞完这个会谈，张群再去上海会见汪。

“宋子良”表示反对。

臼井又建议蒋介石、汪精卫和板垣征四郎联合会谈，地点可以在上海、香港、澳门任选。

“宋子良”认为三人会谈可行，但谈判地点不妥，蒋介石是不会出席的。关于伪满洲国和华北驻军问题，“宋子良”说这是中日一切争端的祸根。

日本人给出的最后回答是，这两个问题可以在谈判中用双方认可的“技术性手段”加以解决，反对将它们置于和平条件外。

多日后，在香港，“宋子良”称自己从重庆回来了，并带来“大人物”的回复：1940年7月中旬左右，蒋介石可以出席跟板垣征四郎、汪精卫的会谈，地点必须在长沙。板垣征四郎给参加谈判的日本人发出指示，说不能在长沙，最好在洞庭湖的一艘小船上。“宋子良”坚持在长沙。最后，日本人同意了，定在长沙会谈，时间在8月初（这就是板垣征四郎一度叫攻占宜昌的第13师团把对该城的占领维持到7月底的原因，即保持对重庆的压力）。“宋子良”提出参加者只能是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不得掺和。

6月24日，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飞往南京，会见西尾寿造和板垣征四郎，带来陆军中央的一个说法：关于华北驻兵和“满洲国”问题可以不作为谈判条件，等停战后双方进一步协商解决。正如前面说的那样，欧洲战场出现重大变化尤其是法国投降后，东京的一些人急于结束战争，以把兵力用到出现势力真空的东南亚，如印度支那。

这就是日本人和重庆政府秘密接触的来龙去脉。

不过，随着7月份蒋介石极为讨厌的近卫文麿的二次组阁，“宋子良”立即提出三条要求：一是叫日本政府废除当年提出的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二是废除跟汪伪政权的条约，三是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在长沙会谈时不涉及蒋汪合作的问题。

驻香港武官铃木转回东京，拜访了似乎心不在焉的首相近卫，后者写了这样一封信：

蒋介石阁下：

顷悉阁下所派之代表与板垣中将所派之代表于香港就日华两国之问题交换意见，已半载有余，其结果是最近阁下将与板垣中将会见。余深信，此次会见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

近卫文麿谨启

随后，在南京，板垣也写了封信：“为了有助于日华尤其是中国内部取得圆满和平，对于蒋汪合作问题，应有提出善意的建议的机会，但作为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作为一项停战条件。”

九月初，神秘的“宋子良”对铃木卓尔说：“近卫首相的信有点问题啊，信中没提到取消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此外，对长沙和谈，好像不是全面支持，而只是个旁观者。万一以后日本内阁再换，继任者有可能把会谈的执行问题推到板垣的个人身上而不履行承诺。”

随后，“宋子良”告诉铃木：“在当前情况下，和谈很难进行下去了。”

“宋子良”说：“在另一个渠道，你们又提到承认伪满洲国和在华北驻军问题。”

铃木说：“另一个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