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眼。看上去，她仿佛已经在那儿坐了好几个月，兴许有几年，而且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她给留声机上好了弦，但她好像一辈子都要守着这件差事。她冲小伙子笑了笑。

“谢谢。”小伙子说着话打算站起来，行动尽量显得轻松自然些。姑娘还是盯住他说：“到这儿来的人都把帽子挂在衣钩上。”

小伙子的脸唰的一下红到耳根。姑娘用这种办法提醒他，弄得他挺紧张，像是被人逼到墙角。误车的恐惧感再一次掠过他的心头。这时候，老板娘进来了。

“您干什么哪？”她问。

“他要把椅子挪到走廊上去，谁来都会这样做。”姑娘说。

小伙子听出来了，她的话里带着戏弄人的口吻。

“您别担心。”老板娘说，“我给您端个方凳来。”

姑娘呵呵地笑了起来，笑得小伙子心慌意乱的。天气燥热，他一个劲儿地冒汗。老板娘把一个皮面的木头凳子搬到走廊上。小伙子正要跟过去，姑娘又开口了。

“弄不好，小鸟会吓你一跳。”她说。

老板娘扭过头去，狠狠地瞪了她一眼。目光凌厉。

“你最好闭上嘴。”老板娘说。说罢，又笑容可掬地看着那个小伙子。他已经不觉得那么孤独了，也想搭讪几句。

“您说什么呢？”他问。

“我说每天一到这个钟点，走廊上就掉死鸟。”姑娘说。

“别听她瞎说。”老板娘说。她弯下腰去，整理中间桌子上的一束纸花，手指头神经质地索索发抖。

“我瞎说，”姑娘说，“前天你自己还扫走两只鸟呢。”

老板娘气冲冲地又瞪了她一眼，随即带着满脸歉意，想把事情的原委好好解释一下，打消客人的一切疑虑。

“先生，是这么回事：前天有几个小孩把两只死鸟丢在走廊上，打算吓唬吓唬她。后来，又告诉她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可她呢，就相信这些鬼话了。”

小伙子笑了笑，觉得这个解释有点儿滑稽。他搓了搓手，又扭过脸去看那个姑娘。她正在焦灼地望着他。留声机已经不响了。老板娘走进隔壁房间。小伙子朝走廊走去，这时候姑娘压低声音坚持道：

“我亲眼看见从天上掉小鸟的，相信我。这里人人都见过。”

小伙子相信自己弄明白了为什么姑娘恋着留声机不肯走开，以及刚才老板娘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

“是啊。”他同情地说。说完，朝走廊走去，又说：“我也看见过。”

外面，巴旦杏树荫下稍微凉爽一些。小伙子把方凳靠在门框上，头往后一仰，不由得想起了他的母亲：坐在摇椅上的母亲精神不振，正用长把扫帚撵鸡。想到这儿，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

上个礼拜，他也许还觉得自己的生活像是一根直溜溜的光滑的绳子。一头是最后一次内战中的一个下着雨的清晨，他出生在一所农村学校的茅屋里，四面都是泥墙；另一头是他满二十二周岁的六月的上午。那一天，妈妈走到吊床跟前，送给他一顶帽子，上面附有一张纸条：“送给我亲爱的孩子的生日礼物。”有时候，他闲得发慌，就爱回想那座学校、黑板和那张沾满苍蝇屎的国别地图以及挂在墙上的一长排罐子，罐子上方有每个孩子的名字。那里气候凉爽，是一个宁静的、绿茵茵的小镇。有几只腿又长又灰的母鸡时常穿过课堂，躲到水缸边去下蛋。那时，他母亲是个忧郁、沉默的女人。每天傍晚，她迎着从咖啡种植园吹来的微风，坐下来纳凉，说：“马瑙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小镇。”然后扭过脸来，看着在吊床上不声不响逐渐长大的孩子。“等你长大，就懂了。”可是，他啥也不懂。长到十五岁了，还是啥也不懂。以他的年龄而论，他的身材十分高大。平日生活闲散，长得很结实，只是有点儿呆头呆脑。直到二十岁上，他的生活还不外乎是躺在吊床上翻几个身。这时候，妈妈患了风湿病，不得不离开执教十八年的学校。母子俩搬到一幢房子里住，有两间屋子和一个宽敞的院子，还养了几只灰腿儿母鸡，跟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的那几只一样。

养鸡是他第一次接触现实生活。直到今年七月，他就干过这么一样活计。七月里，妈妈打算退休。她想，办理退休的事孩子足以胜任了。小伙子麻利地准备好了文件，甚至还说服了堂区神父把妈妈的洗礼日改早了六年，因为她还没到退休的年龄。礼拜四，妈妈凭多年任教的经验，仔仔细细、不厌其详地叮嘱了他一番，他这才动身进城。随身带了十二个比索、一套换洗衣服和一包文件。至于什么叫“退休”，他的理解可以说是简单而又简单。照他想，无非就是政府应该付给他一笔钱，好用来养猪。

天气闷热，小伙子晕头涨脑地坐在旅店的走廊上打瞌睡。他一直在想自己的处境有何不妙。他盘算着，明天火车一返回，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他一心想着礼拜天继续上路，而且再也不会光顾这个苦热难挨的小镇了。快到四点钟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不舒服的、黏黏糊糊的梦，边睡边想：真遗憾，没把吊床带来。猛然间，他想起衣服包和退休文件全部落在火车上了，这才倏地惊醒过来，想到妈妈，又是一阵惊悸。

小伙子往屋里搬凳子时，镇上的灯全亮了。他没见过电灯。看到旅店里寒酸、腌臜的小灯泡，觉得十分新奇。再一想，妈妈跟自己讲过这个玩意儿。他把小凳一直搬到饭厅里，竭力躲开那些